读魏晋史札记三则

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的内容曾见于《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昭明文选》则收录了此信的全文。通过对阮瑀信的分析,可知这封信实乃孙刘联盟被破坏的苗头。《除三害》是戏剧界的保留剧目,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典故,其史实载于《晋书·周处传》,所记内容比戏剧更为丰富动人,可以成为教育人民改过自新的典范。《晋书·周访传》附《周虓传》中记载了周虓的事迹,从苻坚对周虓的态度体现了苻坚的宽容大度。作为一个君主,苻坚虽然最终失败,但客观上他对周虓的行为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其成就不应一概抹煞。

陈琳、阮瑀文学成就之比较

建安七子中间,陈琳、阮瑀最值得作一比较,也有必要作一比较。陈琳和阮瑀都擅长散文,但陈文气势雄壮,文笔劲健,阮文情志绵密,文气平顺;阮瑀的诗歌成就胜过陈琳,陈诗悲壮刚劲,是建安风骨的典型,阮诗悲凉低沉,已有正始之音的某些特点;陈琳的征战赋更多地受汉大赋影响,辅张扬厉,词采华丽,气势雄壮,而阮瑀的咏物赋更多地体现出抒情小赋的新气象,篇幅短小,比喻形象,抒情性较强。

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小玩意》的当下读解

孙瑜不仅是中国左翼电影的滥觞和开创者、最高代表人之一,而且,他和他的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在整体性质、表现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典型性范本。民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反强权和抗日救亡理念的传播构成《小玩意》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主要来源。影片的前半部分带有浓重的旧市民电影模式痕迹,但随着人物性格与主演阮玲玉个性气质的合二为一,影片后半部分"母子相见"和"情人相见"两场戏的处理,是左翼电影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得以迸发的成功范例。

阮咸的家族与家庭

阮咸家族兴起于汉末。阮瑀是阮咸的祖父、阮籍的父亲,最早见诸于史籍。阮瑀有一个弟弟,乃是阮放、阮裕的曾祖父。阮武是阮籍的族兄,阮瑀和阮武父亲阮谌的关系也就是再从兄弟。史载阮瑀有二子一女,二子即阮咸父和阮籍,但根据阮咸"从子修"的推算,阮瑀当还有一个文献阙载的儿子,亦即阮修的祖父。阮咸应至少娶了一妻一妾。其中阮孚的生母来自于鲜卑婢女,说明在京城洛阳买卖和蓄养少数民族奴婢已成为一种习俗。和人丁兴旺的兄长相比,阮咸的子孙后继乏人。

论王士禛词

通过比较《阮亭诗余》、《衍波词》两本词集,考察与王士禛词集相关的序跋评语等文献资料,分析王士禛扬州前期、扬州时期与扬州后期的不同词学风格。《阮亭诗余》中的作品主要是追摹唐宋词名家,用晚唐词之含蓄来补直白近曲之病;《衍波词》主张突破晚唐小令,师法南宋慢词长调;在离开扬州后,王士禛没有完全缺席词学活动,参与评点了多部词集。

侯方域罹南明党人狱始末考

南明党祸之始时间是甲申九月,直接原因是公揭事件,由于侯方域名不在公揭之内,九月份的公开逮捕名单并没有侯方域。他罹党祸的直接原因是父亲侯恂名在"顺案",罪列四等。为了避祸,侯方域先后躲避于练国事与张凤翔府上,后来依附扬州史可法。顺治二年一月,侯方域在宜兴陈贞慧家被捕,至四月始出狱。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阮瑀、应瑒的文质论及创作异同

阮瑀和应瑒的文质论有相同之处,都肯定了文质并重。但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阮?重质轻文,应?重文轻质。两者的文质观表现在创作中,形成了他们在创作上的异同。

论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中的儒家思想——以《项王祠记》为例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是中国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的改写本,这部汉文小说中包涵着忠君、崇儒等多种汉文化思想。

《尚书·金縢》篇“予仁若考”解诂

《尚书·金縢》篇有"予仁若考"句,自伪《孔传》之后,孔颖达、林之奇、江声、王念孙、孙星衍、俞樾、阮元等人疏解各不相同,莫衷一是。文章通过比较各家之说,从"若考"二字衍文问题、"仁若"意义解诂、"仁""佞"二字关系方面考辨,稽考历代文献资料,认为"若考"依《清华简》简文断定而非衍文,"仁"与"佞"存在音近假借关系,"若"释为"如","考"释为"父祖","予仁若考"释义为:我周公旦之高材如父祖。

阮元、段玉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结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中的某些校勘 ,讨论阮元、段玉裁与这部清代校勘学大著的关系 。

阮瑀作品用典论析

阮瑀作品中的用典既受时代影响,留下了用典发展的历史痕迹,又体现出他个人的特色。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阮瑀对《诗经》的引用偏少,而对史书的引用则明显增多。阮瑀在诗文中使用了较多的事典,其中有不少属于按类隶事,语言趋于精炼概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也成为阮?用典的重要来源。

陶渊明《咏贫士》“阮公见钱入”新解

关于陶渊明名作《咏贫士七首》之五中的“阮公”,《陶渊明集》的主要学术注本皆未明为谁,学者论析提出的人选有阮修、阮籍、阮长之等,然皆难成定论。经过仔细辨析论证,可以认为“阮公”应为阮裕;旧解多认为“钱”为馈赠或者贿赂,其实应指俸禄;前人又以该诗中“西关”为老子所出之“关”,实为隐逸高蹈之地的代指。由此可以贯通读解全诗。这一新的解读对于正确理解陶渊明高尚拔俗又不离人间烟火气息的真实形象也能提供有力的支撑。

文笔之辨视阈下扬州学派对韩文的接受及影响——以阮元为中心

扬州学派是清代汉学阵营中一个重要代表,他们在文学与文论上也颇有建树。“文笔之辨”是扬州学人重要的文论思想,经过凌廷堪、阮元等人的努力,逐渐成为一种系统、周密的理论。此论不仅尊骈废散,而且扬汉抑宋,对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与宋学主张构成了极大威胁,且对韩愈散文的接受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客观上带来了嘉道之际继明代前后七子“凭陵韩欧”之后的第二次贬抑韩文的思潮。

穷途狂者的悖论人格——论《世说新语》中阮籍“狂”与“慎”的悖论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魏晋名士的一个典型代表。《世说新语》中阮籍呈现出一个悖论性的人物形象。作为竹林名士代表,他狂傲任诞,不拘礼法;生于高压乱世,他又为人至慎、如履薄冰;在对待亲眷朋友上至孝至情。多重身份下的亦狂亦慎的阮籍内心是矛盾挣扎、痛苦无奈的。复杂多样的悖论性性格集于一身,塑造出了真实而完整的阮籍,亦是当时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阮大铖与张燮交往的佚诗佚文——兼论张燮与阮大铖“素交”的终结

晚明漳州张燮与皖城阮大铖的交往,以万历四十五年(1617)阮大铖过漳访张和天启五年(1625)张燮入皖城访阮最重要。阮奉使过漳访张,词友情谊从此确立。张入皖城访阮前后,诗文往返频繁。张自皖城归后,阮再次出山,与阉党结为死友面目逐渐暴露;在位七十余日再次还山。阮大铖再次出山,是张、阮交往的转折点。张燮在苏、松巡抚松周起元受阉党逮捕入狱、惨遭毒刑,危在旦夕之际,不得已求助阮,以为这是阮'湔浣'声名的机会,而阮回札却要求张燮'静眼'、'养晦',别管闲事。张、阮交往由此走到道不同,难于相谋的地步。此后,张燮与阮大铖虽然偶有交往,也仅仅是词翰之友罢了;而这种词翰之交,已经难于回到从前的'素交'了。从张燮集中,共辑得阮大铖佚诗二题五首,佚文四篇,并发现其佚集二种。

论清政府与通怀矿案交涉

通怀矿案发生在1902年,职商阮毓昌由当初官办通化、怀仁(恒仁)等处矿产变为商办,吸收英日股本,私自与之订立合办合同,其中华股虚而不实,极易丧失矿权。阮毓昌随后向清政府奏请开办,企图蒙混过关。随着清政府对外资办矿政策的转变,对中外合办矿业的流弊更加注意防范,清政府及历届东北督抚及时发现其承办通怀矿务的种种弊端,并对矿案及时进行撤销,粉碎了日英借"中外合办"为名,攫取通怀等地各处矿产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