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诂经精舍、学海堂中的词义训诂教育及其价值

诂经精舍、学海堂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分别在杭州、广州创建的两所重要书院。这两所书院都重视词义训诂教育,其词义训诂教育成果体现在各自的课艺集中。这两所书院师生在词义训诂方面善于使用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文例证义的方法:通过以形索义来求得词的本义、辨析近义词以及校勘文字,通过因声求义来破通假、探语源,通过文例证义来作比较研究而求得词义确解。诂经精舍、学海堂重视质疑问难的教学方式,对词义训诂的不同观点兼收并蓄,有利于开发生徒的智慧,提高生徒独立思考的能力。诂经精舍、学海堂中的词义训诂教育价值不小,关注清代训诂学的当今学者不可忽视。

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清代骈文批评家阮元为了反击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派对骈文的攻击和贬抑,采用了三种批评方略:一是以《文选》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二是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三是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阮元的这些理论方略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的骈散之争中影响很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对此,骈文批评家们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其中章太炎、黄侃的评论和分析尤为深刻,值得关注。

清代诗人阮元对云南大理石画的传播

清代诗人阮元任云贵总督时,接触到大理石画,认为这种天然画,颇具诗情画意,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艺术珍品,就大量选购收藏,并且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阮元选取唐宋诗句或自己题诗品题大理石画,揭示石画的画意诗情,当时的不少诗人文士通过阅读其石画诗才了解、喜欢上大理石画;阮元著录大理石画撰写并刊印《石画记》一书,开创了著录天然画一格。随着《石画记》的广泛传阅,大理石画也声名远扬;阮元还将大理石画寄赠给达官显贵、诗友亲朋,他们或清供欣赏,或装饰家具,大理石画才广泛成为工艺品、装饰品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为世人所重。阮元使云南大理石画超越了地域限制,扩大了影响范围,是中国古代传播大理石画贡献最大的诗人。

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南昌府学本校勘得失论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学者阮元《论语》诠释的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关于核心概念的义理阐释,也有针对文本流变的校对勘正。《论语注疏校勘记》在成书过程中产生过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二者均得以保存与流传。南昌府学本根据文选楼本摘录而成,受阮元调任影响,经由他人完成的文本存在问题较多。10年后又经重新校对,才更为精良。南昌府学本对文选楼本的校勘条目增删修改,虽然存在数量与内容上的差异,然而其校订讹误、增删衍脱、比较异同,具备一定的校勘学、文字学和版本学价值。将两个刊本结合起来研究,对《论语》学研究乃至儒家文化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儒家“仁论”诠释视角下的清中期汉宋之争

“仁”的概念在儒学诠释中意义重大。孔子立足于现实生活,以“仁礼互释”赋予了“仁”极大的实践意义,但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以及所形成的“六经”为本的诠释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诠释。“比类”与“征实”思维的诠释方法在经典解释中较为重要,二者也体现在汉儒的诠释方法中。一方面,在比类上,汉儒注重“类感”的形象思维,而宋儒发扬了“比类而推”的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实证诠释思维即使在宋儒如朱熹者亦有吸收,且对清代汉学立场的经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阮元作为“汉宋之争”的关键节点,对宋学方法的“臆断”之弊与汉学方法“株守”之害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将“仁”的诠释复归到接近孔子本旨、以汉学方法为基而兼重义理、以“通经致世”为宗旨的“实学”实践诠释中。

阮元修志始末探微

“学与仕合,济于实用”概括了阮元的治学之路,同时体现了其纂修方志之经历。阮元从出生故里辗转调任至浙江、广东、云南,所经江南、岭南再到西南都留下了志书典范,上至仕官朝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中获益。他融学于仕,秉持“济于实用”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为官、治学,终得学术、仕途之大成。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论阮元的西学思想

身为高级官员的阮元长期代表清政府在广东处理“夷务” ,直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 ,再加上阮元务实的政治风格 ,求真的学习态度 ,使他曾积极主动地去了解西学 ,从而对西方有了较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其中 ,包括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教与政治关系、西方科技的发展水平、鸦片贸易的实质 ,以及中西文化、贸易的冲突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正面分析。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沉思翰藻”锥指——兼论阮元释义同萧统原序之区别

梁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被普遍认为是其诸体共用的选文通则乃至文学之界说,这一观点首创于清代阮元。考之魏晋南朝文论及彼时总集编选的通例,这一解释似有违萧统原义。所谓"沉思翰藻",是萧统对"史论"这一文体为何列入《文选》的说明,从中体现的选文标准,也主要适用于史论一体,而非诸体通用。阮元对"沉思翰藻"的解释,其目的是将逐渐沦为道学附庸的文学重新独立出来,扶植与古文道统不相干的骈文,另立骈文文统,从而达到排挤桐城派以占据文章正宗的目的。

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

清代名臣阮元在其创建的诂经精舍中进行了重要的教育改革:在教学和研究中引入天文、算学、地理、军事等许多科技内容,甚至还有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在教学方式上也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作为书院改革的先率,诂经精舍的一些革新举措为后来许多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接受和传播西学培养了一些人才,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阮元与图书编撰

阮元是清代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图书缡撰家。论文从长期酝酿、实事求是、著作等身、众手成书等方面论述了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特点。

阮元《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续)

《研经室集》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文集,卷次浩繁,随所增补,散佚之文不在少数。《〈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已经作了部分辑佚,这里将续有所得之文裒集在一起,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阮元年谱》中所附《研经室集》集外诗文(包括奏折、疏牍、书信、楹联)等篇目;二是阮先《北湖续志》中所载《研经室集》未收诗文;三是散见于其他选本或者没有刊载入集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阮元的生平、学术和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也为编撰一部完整的阮元诗文集提供参考。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阮元与《文选》学研究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他提倡骈文,推崇《文选》,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对《文选》的推崇和研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是《文选》学上的关键人物。

阮元《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

《研经室集》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文集,卷次浩繁,随所增补,散佚之文不在少数。中华书局近年来出版的校点本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但也不无遗珠之憾,这里试作补辑,为文史研究者或者将来修订《研经室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