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清代骈文批评家阮元为了反击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派对骈文的攻击和贬抑,采用了三种批评方略:一是以《文选》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二是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三是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阮元的这些理论方略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的骈散之争中影响很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对此,骈文批评家们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其中章太炎、黄侃的评论和分析尤为深刻,值得关注。

清代诗人阮元对云南大理石画的传播

清代诗人阮元任云贵总督时,接触到大理石画,认为这种天然画,颇具诗情画意,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艺术珍品,就大量选购收藏,并且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阮元选取唐宋诗句或自己题诗品题大理石画,揭示石画的画意诗情,当时的不少诗人文士通过阅读其石画诗才了解、喜欢上大理石画;阮元著录大理石画撰写并刊印《石画记》一书,开创了著录天然画一格。随着《石画记》的广泛传阅,大理石画也声名远扬;阮元还将大理石画寄赠给达官显贵、诗友亲朋,他们或清供欣赏,或装饰家具,大理石画才广泛成为工艺品、装饰品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为世人所重。阮元使云南大理石画超越了地域限制,扩大了影响范围,是中国古代传播大理石画贡献最大的诗人。

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南昌府学本校勘得失论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学者阮元《论语》诠释的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关于核心概念的义理阐释,也有针对文本流变的校对勘正。《论语注疏校勘记》在成书过程中产生过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二者均得以保存与流传。南昌府学本根据文选楼本摘录而成,受阮元调任影响,经由他人完成的文本存在问题较多。10年后又经重新校对,才更为精良。南昌府学本对文选楼本的校勘条目增删修改,虽然存在数量与内容上的差异,然而其校订讹误、增删衍脱、比较异同,具备一定的校勘学、文字学和版本学价值。将两个刊本结合起来研究,对《论语》学研究乃至儒家文化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阮元修志始末探微

“学与仕合,济于实用”概括了阮元的治学之路,同时体现了其纂修方志之经历。阮元从出生故里辗转调任至浙江、广东、云南,所经江南、岭南再到西南都留下了志书典范,上至仕官朝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中获益。他融学于仕,秉持“济于实用”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为官、治学,终得学术、仕途之大成。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沉思翰藻”锥指——兼论阮元释义同萧统原序之区别

梁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被普遍认为是其诸体共用的选文通则乃至文学之界说,这一观点首创于清代阮元。考之魏晋南朝文论及彼时总集编选的通例,这一解释似有违萧统原义。所谓"沉思翰藻",是萧统对"史论"这一文体为何列入《文选》的说明,从中体现的选文标准,也主要适用于史论一体,而非诸体通用。阮元对"沉思翰藻"的解释,其目的是将逐渐沦为道学附庸的文学重新独立出来,扶植与古文道统不相干的骈文,另立骈文文统,从而达到排挤桐城派以占据文章正宗的目的。

论阮元的西学思想

身为高级官员的阮元长期代表清政府在广东处理“夷务” ,直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 ,再加上阮元务实的政治风格 ,求真的学习态度 ,使他曾积极主动地去了解西学 ,从而对西方有了较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其中 ,包括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教与政治关系、西方科技的发展水平、鸦片贸易的实质 ,以及中西文化、贸易的冲突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正面分析。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阮元与图书编撰

阮元是清代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图书缡撰家。论文从长期酝酿、实事求是、著作等身、众手成书等方面论述了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特点。

阮元与《文选》学研究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他提倡骈文,推崇《文选》,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对《文选》的推崇和研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是《文选》学上的关键人物。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阮元《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续)

《研经室集》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文集,卷次浩繁,随所增补,散佚之文不在少数。《〈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已经作了部分辑佚,这里将续有所得之文裒集在一起,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阮元年谱》中所附《研经室集》集外诗文(包括奏折、疏牍、书信、楹联)等篇目;二是阮先《北湖续志》中所载《研经室集》未收诗文;三是散见于其他选本或者没有刊载入集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阮元的生平、学术和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也为编撰一部完整的阮元诗文集提供参考。

阮元与清代今文经学

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主要以考据学成就而著称。但是 ,他与今文经学也有关联。他不仅为庄存与和孔广森等的著作作序表示推许、予以资助出版 ,而且与凌曙、龚自珍等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他在学海堂中明确表示尊重何休及其学术。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朝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 ;另一方面 ,乾嘉汉学盛极而衰并遭到了攻击。

阮元《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

《研经室集》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文集,卷次浩繁,随所增补,散佚之文不在少数。中华书局近年来出版的校点本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但也不无遗珠之憾,这里试作补辑,为文史研究者或者将来修订《研经室集》提供参考。

阮元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

阮元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受到戴震的影响,但治学的侧重点和戴震显然有别。从治学实践来看,阮元注重求实、通博和经世致用。在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上,他和顾炎武更为接近。

阮元与《兰亭序》

阮元是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阮元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动机，是以否定《兰亭序》来动摇二王在书法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在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寻找理论支撑。他的兰亭观始终与南北分派及碑学思想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虽然不足，但却为清代碑学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考述——兼与“源自阮元”说商榷

尽管《艺舟双楫》的成书时间较之阮元著作后出六载,然包世臣碑学思想的授受与酝酿,却是长期贯注在他自少时起便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中,同时深深获益于其交游问学之诸师友的切磋相长。包世臣一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皆与桐城派的渊系甚深,从而将文坛中与之对立的骈文派旗手阮元排斥在外。其碑学思想遂与其文学思想相观照,在桐城派古文大家之文论文法的沾溉下,融入书论,从而彰示出"文书观照,互为阐发"的综合形态,且一以贯之着对笔法、运锋、结体、分势等可操作性极强、示范意义极大的具体创作技巧的形而下实践品格。因此,包世臣与阮元不存在踵继、阐扬的谱系传承线索,二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授受。二人碑学理论应呈"一水中分,二流并进"的峥嵘态势,并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传承后学的发展中互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