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据法上的辨认和鉴真规则

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等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至今仍被(西方)法律认可为判断证人可靠性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司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审判者能够观察证人作证时情态的机会,为公开审判(开庭审判)提供了历史的和现代的正当性。在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可以合法运用证人席上证人的情态证据;对于证人席外情态证据的使用则在实际上存在,法律上没有形成统一而稳定的规范。法官可以在证据排除、藐视法庭罪、量刑、听证、案件事实判断和陪审团选择程序中使用情态证据。检察官可以在辩诉交易和量刑建议、陪审团候选人"无因排除"和审判程序中合理使用情态证据。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更从诉讼策略意义上运用情态证据。

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分析与借鉴

为深入理解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内涵和要求,结合经典判例与成文法规定,对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可采性标准从Frye标准之机械的"普遍接受"原则,历经《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Daubert规则,逐渐发展成为法官依据法律原则对可采性进行自由裁量;法官以科学的经验性为哲学基础进行自由裁量,是判别科学证据可靠性与科学性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鉴定意见可采性制度可以从可采性判断的程序设置、深入实质进行审查判断、加强司法领域与各领域联系3个方面加以完善。

俄罗斯新旧《法典》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与启示

新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关于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的规定存在许多差异,特别是新《法典》有了许多新的规定与发展,显示了从注重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的转变,这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良多启示。

耳纹证据的多伯特审查——通过判例解读《联邦证据规则》之科学证据规则

耳纹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在欧洲几个国家最早出现并得到应用,最近又进入了对科学证据要求最为严格的美国法庭。但是耳纹并没有成为普遍适用的证据形式。美国的多伯特规则对科学证据做出了详细的审查规定,耳纹证据面对《联邦证据规则》必然要接受一次考验。耳纹证据究竟能否像指纹、工具痕迹、笔迹检验等一样,成为法庭科学界公认的证据并得以广泛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涉及耳纹证据的判例引发了耳纹能否作为科学证据使用的讨论,美国的科学证据规则对这场讨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比较视野下的证据关联性及其判定

关联性在各国证据法体系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关于关联性的涵义各异。证据关联性的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受各国立法中设定的证据规则、司法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不同的证据种类与分类的审查判断方法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要立足于证据的功能进行判定。

证据法的公平竞技精神之美国样本与中国图景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庭审中的公平竞技则是法律公平的现实写照。庭审中要确保公平竞技有赖于审判的制度背景。陪审团审判制度和对抗式诉讼模式是美国法庭中公平竞技的制度保障。除此之外,公平竞技的贯彻还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密不可分。可采性规则为公平竞技提供了基础,交叉询问机制为公平竞技提供了技术规则,被告人品性证据规则为公平竞技设置了合理界限。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所彰显的公平竞技精神为我国当前的证据立法提供了现实样本。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我国刑事证据法律的借鉴意义探析

因刑事诉讼理念差异,美国司法机关在面对价值冲突并进行选择时,优先考虑"程序的正当性"和"无罪推定",如对辛普森案件的处理,严格适用《联邦证据规则》中的关联性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当加快刑事证据法律体系建设,尤其应该加快《证据法》的立法进程,在调整诉讼政策和利益时,应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努力实现程序正义和公平。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保密令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保密令制度是由《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c)条、各州商业秘密法、相关判例法和“地方规则”构成的严密体系。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保密令程序具有以下特征:鼓励当事人之间的合作、程序灵活性与规范性相统一、商业秘密分级且与不同义务主体相结合,以及以司法权威作为制度实施的保障。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保密令的司法实践尚存在不足,相关立法的完善可以从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保密令制度经验中获得启示。

论被告人撤回有罪供述的证据能力构建——美国410规则对我国的启迪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悔权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程序正义的体现,能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悔后其之前的有罪供述仍然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那么反悔权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10规则规定,被告人撤回的有罪答辩,或者在与控方进行答辩讨论过程中作出的陈述一般不具有可采性,不可以在后续的程序中用来反对被告人。410规则的启迪对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序运行、控辩协商中双方的坦诚沟通以及司法权威的维护都有重要意义。410规则在我国的引入尽管会面临一些障碍,但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国引入410规则需要注意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允许被告人放弃410规则赋予的权利来促成控辩协商。

美国品格证据规则的解读与借鉴——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为视角

《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品格证据的一般禁止";而对于品格证据的例外情形下的运用,设立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联邦证据规则》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现了充分保障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诉讼理念,值得我国立法与实践的借鉴。

穿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思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可以为他国司法体系的证据法改革提供参考的起点,但其远不是什么理想的模板或蓝图。作为标准的联邦证据规则显然受到了美国司法体系多方面特质—陪审团制度、聚焦口头证人证言、庭审假定—的深度影响。相反,一国的证据法改革者们必须要精细地挑选,要明白虽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里包含了许多概念性的先进理念,但同时也承载了大量不足信的历史元素。只有通过整合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的精华、本国自身法律传统和现代社会科学,证据法改革的努力才会有希望取得突破。

中国证据法改革者面临的选择--从《联邦证据规则》与《加州证据法典》之对比中获得的启示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作为英美成文证据法的典范,常常受到我国学者的青睐。但该规则并非可资借鉴的唯一美国模式。生效于1967年的《加州证据法典》被普遍认为在对普通法规则的修正方面获得了成功。其影响不仅限于加州地区,而且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许多条款都曾以《加州证据法典》中的相应规定为范本。但在许多情况下,《加州证据法典》与《联邦联邦规则》在调整同一问题的规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们体现了起草者不同的政策选择。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中国证据法改革者做出最契合本国文化和法律价值观的证据性选择。

《联邦证据规则》的象征主义——被创造者、堕落者和被救赎者

总的来看,《联邦证据规则》是一个伦理体系,不仅是规范、价值或者文化概念,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名符其实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实际上应当如何运转—如果不受拘束的话—的最佳理解是相一致的。在每条规则的背后,都是关于律师、委托人、证人、陪审员和法官的性质和性情的假设,以及关于证据本身的性质的假设。这些假设代表的是《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者的理解,即在一个由被创造者、堕落者和被救赎者所构成的制度中,正义的命令是什么。通过引用《联邦证据规则》全部67条规则,本文探讨了《联邦证据规则》的象征主义这种将它们总成一体的方式,并揭示和评估了我们对那些它们所规制的人员的根本性的共同认识。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沿革、进步及述评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产生于法典化运动的背景下,一波三折的制定过程与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是证据法领域独树一帜的存在。从《联邦证据规则》的演进历程来看,其主要发展趋势是:负责修订证据规则的专门机构从无到有,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证据可采性的范围逐渐扩大,随着规则灵活性的增强,法官的审查义务逐渐加重;程序保障的程度不断增强;科技进步为证据认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以证人为中心的证据法框架。对我国而言,证据法的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立法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上推进繁简分流和庭审实质化改革,技术上区块链等新兴事物层出不穷的新时代背景下,考察《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与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的证据法典化提供启发。

证据法法典化论争下的立法模式省思——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修立流变为镜鉴

美国证据法法典化以《联邦证据规则》为节点,大致经历了前法典化准备时期、法典形成时期、法典修正困难时期、法典遭遇集中反思时期四个发展阶段。除了判例法的长期积累、理论准备的成熟及立法取径的反复调适,法典形成还受到法典发展的形式理性化、明确统一规则的现实需求与司法限权的实质需要等因素的促动。从理论层面来看,法典化形成过程与证据法的纯化路线有关,其此后遭遇的问题除了与这种路线选择有关之外,也与证据规则的基础是否牢固,成文证据法典与普通法的复杂适用关系以及立法稳定性与僵化性等理论问题都有所关联。而这种流变考察及理论问题的分析对反思我国证据立法模式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我国证据法法典化需要考虑法典立法的必要性,也需要考量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和限制法官裁量权的方式,兼顾立法基础的既成性以及信息科技时代发展下立法的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