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份合同场域下合同变更的适用机理——《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评注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细化了多份合同场域下的合同变更规则,并赋予法官依职权查明合同是否发生变更的权力。但面对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合同变更纠纷,在多份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存在内在关联时,此举无疑会加剧法官轻易推定合同发生整体性变更的“惯性”做法。应当认为,本条规定所指向的合同变更应恪守阐释性合同解释及合同的独立性,而不应滥行体系解释、合同漏洞填补等作业,同时多份合同中合同变更应主要是法律拟制,而不应不当适用合同变更推定规则。合同变更与否本质上系属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在无法探明当事人是否就合同变更的内容达成一致时,应推定合同未发生变更,这不仅契合合同禁止推定变更的规范意蕴,也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界分及其承担规则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及债务清偿问题,相关法律制度几经演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家庭婚姻编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关情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更为多元化,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夫妻债务的情形纷繁复杂,因此该问题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多争议。通过类型化研究方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类型化区分,分为“共债共签”型、“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型、“共同生活”型、“共同生产经营”型这四种共同债务类型。建立廓清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建立分配债权人和非举债方配偶一方之间的举证规则,明确夫妻双方在清偿夫妻共同债务时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努力在债务人、非举债配偶和债权人之间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

论《民法典》第1246条的体系定位——以与第1245条的适用关系为中心

《民法典》第1246条在规范类型上既可以作为请求原因,也可以作为再抗辩规范。当第1246条作为请求原因时,用规范竞合的理论分析,其与第1245条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法与一般法”。当第1246条作为再抗辩规范时,按照请求权基础检查体系与证明责任体系,其与第1245条构成“例外与原则”。在适用顺序上,按照两种理论,都是作为例外规范与特别法的第1246条优先适用。在审查顺序上,不同体系之间虽存在分歧,但可以调和:法官在诉讼中,应当首先按第1245条审查;若当事人主张动物饲养人/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时,则依第1246条审查。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禁止合作”机制之再完善

2015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引入了“禁止合作”机制,禁止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与某些兴奋剂违规的辅助人员合作。运用规范分析、案例研究等法教义学方法,发现在实践中该机制的适用率极低,而且即使经过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修改,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法律解释学方法以及法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相关条款应当进行再完善,必须规定“合作”的一般定义;恢复反兴奋剂组织对运动员的告知义务;采取更加公平的方式确定辅助人员被取消资格的期限。

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多重行动逻辑、策略分化与繁文缛节——以J县Y镇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为例

绩效评估是政府行动的指挥棒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一向以“结果导向”见称的绩效考核却催生了基层的繁文缛节困境。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与策略分化如何引发繁文缛节?案例研究表明,在程序纠偏与技术治理的背景下,三类评估主体分别遵循信息控制、避责、赋权逻辑,在策略性互动中加剧基层政府的繁文缛节困境:对于上级考核者而言,纠偏导向的强控制策略导致绩效信息的重复生产;对于下级政府而言,繁文缛节异化为避责工具,通过责任转嫁和模仿机制在政府间不断扩散;被拉入评估剧场的公众则通过评估技术获得有限却激进的赋权,官僚运作规则进一步下沉至非正式制度领域,对民意的回应流变为“为公众留痕”。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研究

推定作为证据规则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证明方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反兴奋剂规则体系日益完善的趋势下,《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推定规则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文本设置以及其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偏向为反兴奋剂组织提供更多的证明便捷,未能充分保障运动员权益,导致两者之间利益过度失衡。通过对规则文本和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推定规则分别在设立条件、产生效果、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反驳条件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为推定规则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契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细化推定规则的设立条件,明确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平等推定规则的适用主体,降低反驳推定规则的障碍,加强对实验室操作失当行为的监督和规制等。

风险负担规则与履行不能制度关系论

风险负担规则和履行不能制度在合同法中扮演重要角色。风险负担规则与履行不能制度在处理由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引起的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存在重叠和交叉。风险负担规则主要关注交付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情况,着眼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风险分担。而履行不能制度则更广泛,涵盖了法律不能、事实不能和经济不能等多种履行不能的情形。在履行不能制度下,一旦发生履行不能,债务人的给付义务会被免除,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也会相应消失,赔偿或补偿责任可能转移,债务关系发生变更。通过厘清二者在何种情形下存在竞合与冲突,合理协调其适用,可以为处理合同履行中的风险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和依据。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

对于专利侵权案件而言,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变证据偏在的局面带来了转机,同时也缓解了专利权人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无论是对比证明责任倒置、法院酌定分配证明责任等规则设置,抑或是对比证据保全、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等取证方式,书证提出命令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越性。然而,该制度自身名称所具有的局限性,加之相关法律条文设置的无序性、关联竞争制度构建的成熟性以及审判人员适用的偏好性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适用率较低的局面。为寻求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出路,概可从适度扩张主体范围、有序拆分与组合关联法律条文、集中沉淀制度的适用底蕴以及类比设定适用规则等角度出发,尝试探索重构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

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庭审证据规则

仲裁是否也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或者是否必须适用和尊重诉讼证据规则,仲裁理论、立法和实践并未作出明确的回答。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其仲裁规则和庭审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证据规则成为国际体育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最高尺度。国际体育仲裁院庭审证据规则可概括为:举证重心倒置下的共同举证规则、交叉质询下的查证规则、仲裁庭自由裁量主导下的采证规则。

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的证明责任分配——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1句

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相应地,它们的证明责任分配也不同。合同成立证明责任分配,要区分不同的意思表示分别确定其证明责任承担,当一项意思表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或者是承诺还是反要约发生争议时,由表意人承担证明责任。合同有效证明责任分配,存在合同有效法律推定。合同生效证明责任分配,限制合同生效的三种情形中,仅有附条件合同情形才存在证明责任承担问题。《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1句,没有涉及合同有效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且其关于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也存在不完善之处。

我国一般反避税举证责任规则的构建

一般反避税管理程序属于行政程序,其中反避税管理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属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举证责任,而不是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是不同的,在一般反避税管理中,客观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观举证责任则由税务机关承担,即税务机关有尽力调查义务,但纳税人要承担协力义务,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程度相应减轻其调查义务。我国应当在反避税立案通知、实际调查、提出异议等三个阶段,分别构建具体的举证责任配置规则。

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证明责任分配

解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难之道,不仅需要从实体法层面对专利损害有本质的认识,更需要从程序法角度解决传统证据规则引起的损害赔偿数额的事实认定困难。分析发现,证据距离是导致证据难以满足证据能力、证明力要求及证明标准的根本原因。对此,引入证明责任分配的修正规范说理论,并结合司法实践,构建以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与举证责任减轻规则相结合的二元专利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体系,适用证据契约、推定、证明妨碍和法官裁量等规则,以解决专利损害赔偿难问题。

重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设想

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被中外诉讼理论认为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它是指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它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何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于我国民诉法对此规定得过于简略,加之相关学说又混乱不清,导致审判实践中无所适从。为此,拟对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存在的缺憾作一剖析,并试图提出重构该规则的新设想和运作该规则的基本思路。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为此应当建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协助义务、强制答辩制度和阐明权制度。在构建证据规则体系时,对于基于证据力弱而限制证据使用的规则应持谨慎态度,必须认真考虑从立法角度概括地排除某一种类的证据可能给个案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或不采用这样的规则而将问题交由法官决定或明确列举不予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证据立法应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方式,立法语言的精英化只能造成法律与大众的疏离,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规则体系,更要求这一体系能够贴近大众。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之“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评析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确立了"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即以推定的证明方式认定"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该款的设置是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背景下为缓解控方证明压力对被告人举证负担的重申,并非证明责任倒置,也非证明程度的降低。《解释》第11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批量"的含义应限定为五千条以上;适用的基础是抽样检测信息真实,此为获得推定结论的桥梁;适用的实质是辩方为推翻推定的结论提出反驳。

高炉无钟炉顶布料模拟实验与应用

对无料钟布料公式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公式n={l20cos2β+2l0cosβLx+[1+(4π2ωl20/C21)L2x]}1/2-0.38.运用1:7模拟试验装置模拟南钢1号高炉布料规律.提出适合南钢1号高炉的布料制度C32C30C30C28.针对南钢亏料线及中心不活跃炉况计算出不同亏料线深度时溜槽角度的变化及中心加焦制度方案,中心加焦时α大约为17o.

居住权问题检讨

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学术界对于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存在较大争议。但是,经过详细检讨后发现,赞成者的观点在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反对者亦未能有效论证己方观点。此时应当依据论证负担分配规则得出不支持承担论证负担一方的结论,即我国物权法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

环境保护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研究

环境保护行政程序是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规则是环境保护行政程序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环境保护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缺乏,应当对环境保护行政程序证据规则进行研究,并促进环境保护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完善。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规则的重要内容,它排除部分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环境保护行政程序不应建立严格证据排除规则,但要排除以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或违背程序正义方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环境保护行政程序的证明对象为实体性事实和程序性事实,证明责任主要由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相对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环境保护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和责任。环境保护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和收集证据,应遵守进入检查规则、当事人参与规则和法定人员收集证据规则。环境保护行政程序应尽量实行言词审理,采用职能分离规则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