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

村规民约的普及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图下沉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对接形成的治理耦合。村民参与作为村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了村民自我表达的机会,确保村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产生活质量的权利,更是保障了国家治理植入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成效受权威要素与动力要素的影响,立足“组织内嵌”和“自主动员”两个维度的强弱,可区分为弥散性参与、控制性参与、从属性参与和合作性参与等差异性类型,并借以识别村民参与从单向到互动、从利益到权利、从象征到实质、从被动到惯习的逻辑嬗变。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脱贫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化

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是脱贫村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内容,是脱贫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构建现代化治理模式的过程中,脱贫村面临经济脆弱、社会组织发育不足、政治发展缓慢等困难,为此必须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积极构建村庄内部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大力健全村庄共建共治机制。

乡村基层法治建设中的弹性治理理念探析

当前乡村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着“重资源整合,轻制度整合、模式整合”的治理趋势,以适应性与自主性为主要特征的弹性治理理念可以为乡村基层法治建设提供新的视角,对此趋势予以改善。弹性治理既能为乡村基层法治体系提供结构兼容、规则转化及理念补充的协同功能,又具备对乡村基层法治目标的实现具有切实效果和可行性、问题简易化及应用必要性等工具价值。将弹性治理理念融入乡村基层法治建设中,要遵循其自主性调适、兼容性创新、发展性规范与群众性监督的行动逻辑,并以组织弹性、目标弹性、规则弹性、方式弹性为抓手进行整体建构。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精英与基层执法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警役作为负责收税与治安的基层官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由一批在财产、年龄、男性家长和老住户身份等方面占有优势的乡村精英担任。受制于王室官员与村民代表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警役认同国家权威,积极执行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又会考虑邻居的意见,有时为照顾周围村民利益,不惜违抗上级命令。从17世纪后期开始,警役人员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大量一般村民出任此职,而众多乡村精英则逐渐退出,这使得警役的官方属性逐渐超越社会属性。从基层执法看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形成,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执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

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命题逻辑与实现路径

法治是现代化农村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而当前农村基层法治建设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落实“德法合治”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主体逻辑上,“德法合治”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一种表达形式;在应用逻辑上,“德法合治”是有效协同解决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事务的基本路径;在规范逻辑上,“德法合治”要求基层村治沿着制度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相辅相成的轨道前进。在村民自治基础上不断发展“德法合治”实践,既有助于提升基层农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道德素养,同时也是有效实现由“送法下乡”促进乡村善治的可行之策。从实然层面看,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实现思路,需要我们从观念、规范、环境、保障等四个维度加以筹划。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进路

农村环境治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存在法治体系不健全,职责不清、执法能力亟待加强,领导、群众环境法律意识较差,环境侵权司法救济通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研究提出完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广大村民的环境法律素养,让群众依法参与环境保护,强化司法与执法,为乡村振兴提供环境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扩张与瓶颈:行政拘留扩张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理念推动下,大量涉及网络安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的行政法律文件陆续出台,持续推动了“行政拘留扩张”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总要求。基于行政拘留扩张视域观察困扰基层治理多元化难点,聚焦“行政拘留扩张”与“基层治理瓶颈”的相互关联,研究提出了在共建共治、多元协商、信息共享、权责定量及提升执法公信力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法治乡村建设的策略与机制

法治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必要保障,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下,要求把非诉纠纷机制挡在前面,深化诉源治理,而我国许多乡村自治体制机制却不完善,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诉讼率居高不下,乡村治理面临巨大压力。新时代“枫桥经验”经过社会长期实践,不断发展,对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因此,可以在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以乡村“法律明白人”为“领头羊”,建设乡村法律之家,健全乡村自治体制机制,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提高乡村自治能力和质量,应对新时代乡村治理难题。

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实践考察与路径优化——以苏南农村为对象的分析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基础性工程。深化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的必由之路,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法治文化建设在苏南农村基层有着参与主体、外部保障、建设形式上的独到之处,但其整体仍处于法律知识普及不够深入、法治思维有待形成、法治信仰亟待建立的状态。农村基层的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实现与传统文化融合、与党规同频共振、增强主体互动、提高外部保障等目标,从而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牢固的法治保障。

农村法治建设的突出问题及优化路径——基于山西农村的实证调查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农村。以山西为例,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中仍然存在着经济快速发展与法律制定缓慢、法律需求增多与法律服务不足、法律认知较高与法律应用较弱等突出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的法治建设。因此,要完善立法,健全法律动态修订机制;要畅通渠道,形成多元法治服务系统;要增强权威,降低农民依法维权成本。

诉源治理导向下的村级组织调解优势与实践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实现纠纷的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规则内化、民间权威整合与体制资源衔接,村级组织调解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乡村纠纷治理也以强化村级组织功能为突破口形成了整合型纠纷解决机制,助推基层多元纠纷解决体系由“平面结构”向“立体结构”演进。具体表现为:1.村级组织调解嵌入到正式解纷制度之中,借助体制性身份的赋权,村干部具备了更强的纠纷调解能力与调解权威;2.村干部既可以立足国家法治权威并灵活援引人情、面子、道义等地方性知识实现矛盾纠纷的化解,又可以通过制度渠道调动正式法治资源,形成融合法治规则与基层治理目标的情、理、法纠纷调解连续体,从而达到“息讼止争”与依法治理的平衡,缓解纠纷治理目标与法治化要求之间的张力;3.村级组织调解定位的变迁集中体现了国家法治与乡村司法的进一步衔接与融通,有助于多元协同型诉源治理格局的形成。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镇政府发挥法治乡村建设主体作用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断推进,作为其基础性工作的法治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乡镇政府作为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有其必要性及诸多现实意义。但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时依旧面临着主体边界模糊不清、专业化程度低、压力负担过大等现实困境。因此,针对现实问题,从乡镇政府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分析梳理加强乡镇政府主体作用的路径。一方面从内部对乡镇政府自身进行优化与调适,另一方面需要其他外部因素的助成与支持,两方形成合力。以此为乡镇政府划清职能范围、提升专业化水平、降低不必要压力,使其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为法治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视阈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境遇与提升策略

法治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又离不开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实施的过程中,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存在冲突、乡村社会法治资源相对不足、许多村民不愿意或无力负担诉讼成本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法治乡村建设的进程。为此,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良性互动、完善乡村社会的法律体系并不断培育广大村民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只有如此,才能补齐法治乡村建设的短板与不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提供法律支持和有力保证。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是迈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也是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大势所需。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出了制度之维、权义之维与秩序之维三个维度的制度要求与基本任务。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面对权利失语、数字失能、秩序失灵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力的界限范围、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从话语掌控、数字优化、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乡村振兴视域下软法治理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治理有效一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软法治理。软法在构建完整治理体系、助力多元化的涉农纠纷和塑造乡村法治环境上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法治乡村建设中的生力军。但软法治理依然存在软法效力不足、软法自治自动力不足和软硬法之间不协同的问题。要充分发挥软法治理的效能,就要加强软法治理的系统构建、调动自治的积极性并连通软硬法的转化路径,让软法治理为乡村振兴发展更好地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