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县级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对鄂、渝、湘、黔若干县级图书馆的调研分析

文章选取了我国欠发达地区25个县级公共图书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具体实施情况开展深入调查。发现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地方政府依法保障的情况仍然堪忧。为此提出了4个基层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着力点,为新时代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法治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区域国别法学的理论内涵与体系架构

区域国别法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新时代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和时代价值,我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厘清该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该学科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进行研究,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运行规律,从整体上把握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特点和法律发展方向,进而探寻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与契合点。区域国别法学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外交思想,服务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该学科的人才培养,要打破常规,走跨学科、跨院系的协同创新之路,构建国别法律人才“双协同”培养机制。

“平台”与我国县域基层法治秩序的生成——浙江海宁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

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是我国县域范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秩序的重要实践形式。在提升县域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平台被打造成一个由不同政府机构、不同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通过协调、协商、议论等方式博弈以解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种类型问题的工作机制,客观上已经助力生成了法治秩序不可或缺的不同主体之间展开话语交流的公共空间。在浙江海宁,平台被用于促进实现公众与企业合法权利、改造和规范行使公共权力、保障社会稳定与居民安居乐业,以公开促公正公平,有效提升了法律在基层的实施能力。在法治建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之际,有关平台建设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可借鉴的普遍意义。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其囊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要求,彰显了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和城乡二元体制曾长期压制民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桎梏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滋养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而早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融合形式法治、程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现代法治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法治通过保障人权、捍卫民主、维护秩序而推动它们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法治乡村的推进不仅面临着法治中国的普遍性问题,还要求关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及其现实根源。要坚持乡村居民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以乡村振兴培育法治的内生性动力,以平等适用促进法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多元共治构建乡村的善治格局。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乡村的建设,是现实、理论和法律制度设计多重逻辑耦合的过程。乡村振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综合考量农业的多维度立法目标的前提下,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从宏观法治框架、中观部门法和农业专项法律修订、微观法律适用三个层次,进行释法、修法、立法工作,从而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

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整体性特征、结构性矛盾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结构—过程”视角的分析

乡村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实际上是乡村法治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结构—过程”分析范式为审视新时代乡村法治提供了研究依据,以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为样本,构建“要素解构—行动困境—结构重塑”分析框架,能够从静态和动态双层维度探究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的整体性特征与结构性矛盾。从结构上看,乡村法治是主体多元化、层次多重化、动力多维化、内容丰富化和形式多样化的统一,初步具备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从过程上看,乡村法治在实际行动中暴露出一系列困境,与现代化法治乡村的制度要求和治理目标存在差距,具体表现为主体权责界限模糊、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机制不畅、三治结合错位、治理效能偏低等。基于此,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主体关系、组织架构、价值取向、功能作用、行为方式等方面重塑乡村法治的结构框架,推动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的适应性变革。

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实践考察与路径优化——以苏南农村为对象的分析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基础性工程。深化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的必由之路,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法治文化建设在苏南农村基层有着参与主体、外部保障、建设形式上的独到之处,但其整体仍处于法律知识普及不够深入、法治思维有待形成、法治信仰亟待建立的状态。农村基层的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实现与传统文化融合、与党规同频共振、增强主体互动、提高外部保障等目标,从而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牢固的法治保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纾解路径——基于S省L市的实证分析

剖析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解决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提升农民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实证研究发现: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组织领导能力有待提高、法律规则供给不足、行政执法能力偏弱、公共法律服务实效偏离预期、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性不足等困境。为此,要健全法治乡村多元协同建设机制、推进涉农领域高质量立法、加强涉农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优化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多元供给机制以及改进乡村普法宣传方式方法等,发挥法治对乡村振兴的指引、确认和保障功能。

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探析

构建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全方位推动农业复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选择。在阐述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生态法治建设发展现状,探讨了促进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的对策。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浅析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对农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意义,分析了影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因素及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探索农村法治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以期加快农村法治化进程,促进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

法治建设需立法先行,实现善治需坚持良法。新时代中国的诸多变化对立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如何提高立法质量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中不可绕开的根源性问题。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破除立法质量不高之掣肘的根本途径,准确把握二者的核心要义是其逻辑基础,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是其具体内容之一。本文旨在考察、梳理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的重要论述,亦即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的形成脉络、思想精髓以及实践探索,以期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认同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宪法认同教育不仅事关大湾区大学生成长成才,更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关系到核心国家安全。本文通过阐述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宪法认同的价值,分析了新时代湾区大学生开展宪法教育的基本原则,从实施思路、目标定位、教育方式等方面深入探讨,旨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宪法认同的系统方案。

全球治理视野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法治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加强法治国际传播,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关键环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枢纽,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大湾区是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法治国际传播矩阵的组成部分,加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是对大湾区建设和发展现状的回应,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理念在海外社会的宣传推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或可从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借力。大湾区通过完善涉外法律工作制度、构建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引进及培养方案、创新涉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不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工作,在推进区域涉外司法合作、解决涉外纠纷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大湾区方案”。未来,可尝试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机制、优化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策略、提升涉外法治工作宣传内容质量等渠道,全面提升大湾区在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大湾区国际传播实践。为提高大湾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置到更重要的位置。

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共同体理念下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重保障

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民族地区的市场性、区域性与传承性,使得其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经济伦理和法治机制双重保障。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传承性的写照,从内部支持和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法治则是其外部保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唯有重视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双重保障的互补与统一,才能有效构建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具备理论根基;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BBNJ国际协定”具备制度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凝聚国际共识,从而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BBNJ国际协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的良法善治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存在以下不足:立法层面,我国环境立法理念滞后;执法层面,存在执法困境与执法不力的现状;守法层面,贫困是农民违反环境法律的重要诱因。因此,为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良法善治,其一,应矫正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立法倾向;其二,应将“互动性”理念渗入立法和执法的全过程;其三,应构建保护环境与解决贫困的统一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