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行政过程论视角下非现场执法中当事人权益保障研究

基于行政过程论全面、动态的考察视角,发现非现场执法在程序上存在以下问题:在设备设置阶段,设备正式投入运行的公告时间过短、公告途径单一、投入成本过高。在证据审核阶段,证据审核不及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同一超限运输行为的认定时间不一致。在告知和听取意见阶段,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未得到充分保障。为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在设备设置阶段,规定设备正式投入运行前公告期限不少于30日,采用多种途径发布公告,合理控制成本投入。在证据审核阶段,明确证据审核的期限,明确信息核实责任在行政机关,统一同一超限运输行为的认定时间标准。在告知和听取意见阶段,建立三阶段告知制度,规定合理的陈述和申辩期限。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中催生出来的,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必须站在重构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视角,将知情权的保障贯穿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个过程;并积极借鉴域外的经验,遵从"知情权入宪—信息公开立法—相关辅助立法"的步骤,建立严格、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

行政公开的权利保障功能

行政公开 ,是指行政机关以民主、开放的精神从事行政管理 ,依法保障公民知政权、参政权和督政权的活动原则与方式。行政公开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已开始受到重视 ,但对于行政公开的理解和运用则存在简单化和片面性。因此 ,本文力求从行政公开的本质层面上弄清行政公开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功能 ,以期有助于我国行政公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此 ,作者认为 ,行政公开从功能上看主要应该包括知政权、参政权和督政权的保障。

相对人抵抗权与中国的行政法治实践

无效行政行为因具有重大和明显的违法情形而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除了可以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地通过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外,有权无视其存在,拒绝履行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鉴于我国有关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应该在今后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相对人抵抗权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2)增加对侵益性无效行政行为的防卫规范;(3)建立确认无效的特别程序;(4)改革现行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程序。

高速公路广告经营权探析

作为高速公路的衍生资源,高速公路广告权属的问题引起了争议。如何保障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实现"谁投资、谁受益"的公平原则,有必要对高速公路广告经营权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构建和谐法治的公路广告行政关系,探讨法治思路,寻找法治途径,构建法治秩序。

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研究

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与行政法治中的程序有关的权利,这个权利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权利,它是能够主宰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最为核心和系统的程序权利。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法治价值,可以"倒逼"行政正义实现、使行政法治与时俱进、使行政执法人性化、使行政相对人权利过程化。然而,在我国,基本程序权利概念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体系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尚未有内容构造、基本程序权利缺少程序制度支撑。如何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建构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需要诸多具体的路径,主要应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进行梳理、完善行政法上的程序制度、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合理处理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的关系。

论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劳动法保护

我国形成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法律体系。我国体育行业内建立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劳动待遇、社会保险、退役安置、就业培训、自由流动、工会维权、集体协商、劳动救济等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管理规范。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法保护面临着运动员保障专项立法不足、运动员劳动立法层级较低、运动员保障地方立法缺位、行业内集体协商制度缺失、运动员劳动救济渠道不畅、运动员工会维权立法缺位等问题和不足。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立法认识不足,管理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工作重视不足,运动员对于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法律维权意识不足,雇佣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持消极态度,并据此提出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发展路径。

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问题意识——以中超处罚事件为例

运动员权利保护是法治体育语境下的永恒话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体育"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全面实施依法治体,作为竞技体育的核心要素,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永远都是法治体育的永恒话题。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以运动员的权利保护为逻辑主线,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2017赛季对相关球员的处罚为例,对处罚标准的合适性?"以罚代管"的妥当性?"未列明行为"作为处罚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值裁判是否应该被追责?等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对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提出建议路径。

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从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视角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实质和路径

文章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总体观出发,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时间的涵义、实质和实现路径,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是要把国家权力建立在权利平等的社会基础之上,以保障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在这里,核心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和扫除一切身份等级制的残余束缚和影响,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体系;其次,积极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在保证有序实现人民的权利主张,有序推进人民的权利实现、权利发展的同时,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以降低乃至杜绝权力的任性;最后,当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深化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机构的组织结构,提升公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同时,积极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国家行动的效能。

人权入宪对我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文就行政法民主化发展与宪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指出行政民主是宪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涵 ,人权入宪是 2 0 0 4年修宪的最大亮点 ,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人权入宪对行政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

试论当前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从两起个案谈起

“孙志刚案”和“周一超案”反映出当前行政法制度变迁中“消极应变”的倾向和特点。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应实现其向“积极适应型”制度变迁的转变:塑造“以人为本”的行政法文化,建立健全系统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完善上访制度及其与舆论监督制度的结合,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以推进制度建设的系统化和连贯性、推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行政法行为及程序中的适用等。

论《行政诉讼法》修改与法治行政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诉法》)施行20多年来,不断遇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其修改成为必须推进的课题。对于法制度改革来说,须有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换,而对《行诉法》修改过程中所涉及的焦点或者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并展开系统性研究,包括对行政诉讼公共性价值的确认,对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评价分析,对修法的必要性、拓展受案范围、实现诉讼类型化、设置行政公益诉讼、完善审级管辖制度等进行思考,对诉讼程序的创新与整合、司法解释的定位等进行探索,则是《行诉法》修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

行政法治的几个问题

行政法治要求行政主体对行政权予以合理配置 ,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有效的规范 ,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在行政法治过程中 ,应正确理解公民权与行政权 ,法与行政权的关系 ,准确把握依法行政、政府守法、程序正当、责任行政、司法审查等构成要素 ,并充分体现自由、民主、效率、公正和秩序等法律价值。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法理学思考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充分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法治是当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权利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农民权利观念是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转换的价值根基,对农民权利的促进与实现具有根本意义。

权利实体与联结程序:高校“授权”逻辑的二元结构

“田永案”基于法律授权条款确立了我国高校“授权组织”地位,但从判例发展来看这种“授权”理论会引发行政权扩张的风险,并延伸至实践,引发高校行为定性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第1款、第3款的分类规定及被授权组织主体要素之差异性表明,高校所授之“权”是与传统“高权”相对的“特殊权利”,这是授权的“权利要素”;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规则同时具有“程序要素”层面意涵。授权在“权利要素”和“程序要素”方面的双层法治结构,为高校授权理论提供了一种符合大学自主性发展规律的法释义框架。该解释方案可通过指导案例发挥其应用价值,并作为推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分类改革的支撑学说,助力整个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有序推进。

寻求良性高教行政法治秩序的和谐——以高校校规之上位法违宪审查为视角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与现实化,依法行政则是高教行政权行使所必须贯穿的基 本理念,二者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权利保障的法治网络。实践中频频出现的高校校规违宪事件乃高教管理法治化进 程中的不和谐音符,对此我们除了责难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外,更应当检讨与反思现行高教行政法制本身的瑕疵 与缺陷,并以此为突破口着力寻求最佳弥补机制。惟有如此,方能彻底矫正权力运行之扭曲状态,并为依法治校营 造良好的宪政氛围。

论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行政失效和司法失效是导致当前中国"行动中的环境法"脱离"文本中的环境法"的两个主要原因。目前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扮演着有限的角色。有限、脱节甚或矛盾的法律文本也限制着法院的作用。在环境司法中确认和拓展公民及其团体的权利,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可能是发挥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应有作用的可行路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