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实践研究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彰显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树立文化自信。为了丰富幼儿的精神世界,使其产生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尚意识,使文化自信根植于幼儿的心灵深处,教师需要对国学启蒙作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儿文学中的历史故事、传统节日、神话传说、绘本故事进行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内化,培养幼儿爱国情怀、家国意识、仁爱孝顺等文化思想,提升幼儿的道德品质,健全幼儿的人格,促进其健康和谐发展。

试论“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教育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文明赓续、强盛不衰,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引领与灵魂支撑。家国情怀、忠孝观念、抗争精神、通变意识和天人境界构成“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它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传递共同价值观念、反映民族集体人格的感情、思想与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核心表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追溯“中国魂”的源头,研究“中国魂”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魂”的核心要义,强化“中国魂”的教育功能,推动以“中国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每个学生筑牢中国根基、坚守中国信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价值、维护中国利益、永续中国血脉。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以孝促治 以孝塑风 打造和美乡村——来自铜陵市金塔村的启示

安徽省铜陵市金塔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注重以孝促治、以孝塑风,成功打造和美乡村。启示我们在乡村治理中要健全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大力弘扬精神文明培养文明新风,充分发挥优秀传统孝道文化的积极作用,推动乡村善治走向纵深。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它也左右着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具体说来,为赋予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尊老"观念以合理性,儒家所倡导的以"顺亲"或"无违"为中心的孝道观念,为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而长幼尊卑和师道尊严,也是这种"孝道"观念在处理非亲子间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191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靶标。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徽州名儒对孝的诠释及其意义

徽州名儒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继承儒家"孝"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孝是百行确立的基础,是"忠"之本,是强国固本的基础,因而非常重视孝道。徽州名儒对践行孝道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将孝贯穿于先人生死两界,应用物质载体和形式承载孝道,长辈应对晚辈言传身教,晚辈对长辈应行孝尽孝。徽州名儒围绕孝所开展的活动,对徽州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社会表彰和宣传孝道,严惩不孝者,将孝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各种形式的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徽州地区孝风盛行,"孝"维系了徽州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维护了徽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

农村不孝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基于临沂市H镇对老年父母孝敬情况的调研

通过对临沂市H镇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家庭不孝问题呈多发趋势。究其原因,不孝多是懦弱的儿子或霸道的儿媳造成的,不孝的家庭传统、老多少寡的家庭结构和不佳的家庭经济,以及孝社会化、家庭核心化和不良风气也有影响。改变农村不孝多发的局面,既要加强孝道教育和宣传,构建孝的家庭和社会;也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空闲时间,增强行孝能力;更要加强对不孝的社会干预,依法惩治不孝行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起孝的责任。

王船山的家国情怀及其精湛智慧探论

王船山对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船山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深度探寻家国内在精神的契合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连带互补性,不仅论述了"家"对"国"的初始意义和拱立价值,而且阐发了"国"对"家"的整合意义和保障价值,从而使得"家"成为"国"的建构基元,"国"成为"家"的价值核心,凸显出二者命运与共的内在机理,以及"微而润如乳,宏而浩于穹"的伦理神韵和价值感召力。

论《弟子规》中“孝”文化的弘扬

《弟子规》是中国传统蒙学的典范之一,其中所倡导的"孝"文化思想,对我们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入研究《弟子规》中的"孝"文化思想,将《弟子规》中的"孝"文化渗透到现实生活,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和平友善的人际关系,构筑和谐稳定的社会坏境,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

从《唐律疏议》看儒家“孝治”施政的司法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贯彻落实在古代法律大典《唐律疏议》的司法条文中,既表现为立法思想上对儒家"不孝入罪"司法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更表现在制定缜密完备的刑律条文对不孝犯罪行为实施严格的防范控制。由于儒家"孝治"施政的总体原则决定了"孝"对"法"的必然干预,因此,《唐律疏议》付诸封建国家"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必然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社会现象。

中国古代“孝”法的发展和演变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孝的思想;春秋至秦,“孝”通过立法开始成为正式的法律;两汉政府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从各个层面补充并完善了对孝的立法;隋唐时期,孝法走向成熟;明清时期,该法继续强化和益趋反动。古代中国的孝法呈现出“礼法结合和德刑并用”、“维护家长的特权”、“把孝神圣化和法律化相统一”等特点。尽管古代中国的孝法充满专制和特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尊老、敬老和养老”的社会氛围,推动了“孝”行为的落实。这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敬老及保障老年人权益等现实问题,具有某些参考价值。

《二十四孝》与《孝经》的关系及其扬弃

文章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 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观点,在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 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