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宁波民变与乡村秩序的变化

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八年的十三年间,宁波府发生了五次民变,其虽规模小、时间短、目标单纯,却有乡绅群体参与其中,带头向地方官抗粮抗税。分析宁波五次民变的经过,以及道咸年间宁波气候、灾疫、粮价及银钱比价等情形,可知宁波民变的原因并非地方志所说的“苛索召变”,而是宁波百姓在银钱比价失调带来的物价膨胀与税收压力下,聚众抗粮抗税,甚至殴打知县,打砸县衙。一般来说,清朝地方官需要乡绅群体的协助,才能治理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秩序。然而,在宁波五次民变中,乡绅群体不但不支持地方官,甚至在地方官加税或改变惯例时,鼓动百姓反抗官府,凸显官绅矛盾激化,原有官绅合作的地方治理机制逐渐失灵,呈现清政府难以掌控基层社会的趋势。

基于“双一流”协同乡村振兴的食品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

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提出了新的目标与挑战,培养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高层次食品专业应用型人才迫在眉睫。基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学科一流专业的建设优势、学校“双一流”建设的规划以及专业认证标准,本文探究了食品类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行径。在分析当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以创新为突破、以涉农加工技术为根基”是“双一流”协同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下食品类专业型硕士培养的重要体现,同时结合创新机制的完善途径,构建“一体三翼两融合”的食品类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与“平台+四化”的联培机制。该培养模式可以有效提升食品类专业型硕士的综合素养、实践能力以及创新创业创造能力。这对推动食品类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职业阶层流动——基于非认知能力视角分析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阶层流动,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非认知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横向层面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促进纵向层面职业阶层流动的理论机制,发现能力因素是关键。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20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显著促进个体职业阶层向上流动,主要通过增强“亲和性”和“尽责性”等非认知能力发挥作用。进一步进行调节检验发现,出生年份靠前、男性、低技能个体,将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职业阶层向上流动。本文研究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提供启示。

农村小学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困境及改善策略

随班就读是我国开展特殊教育的一种实践策略,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办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也因此受到了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农村地区随班就读教育由于国家、学校、教师和家长等方面的重视度与参与度不足,随班就读特殊儿童的学习环境与学习质量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特殊儿童面临着认知、自理、人际、学业等方面的困境,整体发展呈现出滞后的状态。因此,为使随班就读特殊儿童获得有效的教育,则需从国家政策落实、学校教育体系建构、师资队伍建设、主体观念转变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为特殊儿童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优质高效发展。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策略探析

我们党高度重视乡村建设,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高校思政课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内容,可以使学生意识到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决心,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主动关心“三农”问题,关注乡村建设发展,培养一支具有学农、爱农、兴农精神的大学生群体。本文通过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时存在一些问题分析,试提出有关乡村振兴战略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具体策略,希望对乡村振兴战略融入思政课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涉农高校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

培养现代化的农业人才是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则是现代农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针对地方涉农高校生物技术一流专业建设中出现的人才培养定位不精确、“双师型”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课程建设相对滞后、配套资金投入缺乏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提出明晰人才培养定位、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推进教材建设、提升教师教育教改能力、强化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科学的评价监控体系的地方涉农高校生物技术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的举措,为地方涉农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新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农村出身”:寒门子弟的情感体验研究

研究借助质性访谈和自传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寒门子弟在社会阶层流动过程中的情感变化。结果发现,寒门子弟在突破阶层束缚过程中呈现出复杂性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既包括被孤立的体验感、发展偏狭的苦恼,也包括成绩带来的荣耀、试图扭转底层世界的凌云志等。“农村出身”的情感体验体现出了自我定位上的快乐与苦闷并存、家的定位上的亲近与疏离共在以及情感结构上的明朗与隐匿交织等特点。超越这种矛盾化情感体验的束缚,既需要社会构建更民主公正的阶层流动体系,也需要寒门子弟持续生成奋斗成就感。

面向2035年沪澳协同建设世界一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沪澳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共生演化模式对建设技能型社会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构建沪澳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两主体和三主体Lotka-Volterra模型,通过数值仿真模拟上海职业教育种群和澳门地区职业教育种群的共生模式,引入乡村产业种群以提高系统资源丰富性,探讨乡村产业种群的加入对沪澳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共生主体之间形成一体多循环共生网络,且演化最终结果由系统内各主体间的共生系数决定;互惠共生是最佳共生模式,寄生共生和偏利共生不是可持续的共生关系;互惠共生模式下,乡村产业种群的加入不仅能促进沪澳职业教育发展,还能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地理邻近性是影响沪澳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非充分条件,合作主体之间的适配性更重要。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沪澳协同建设世界一流职业技术教育提出建议。

他们缘何返乡从教——一项对“双一流”高校农村籍师范生的叙事研究

选取13位毕业于“双一流”高校且选择返乡从教的农村籍师范生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借助网络搜集4位“双一流”高校毕业的农村籍师范生对自身返乡从教行为的文本陈述,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探究“双一流”高校农村籍师范生返乡从教现象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双一流”高校农村籍师范生的返乡从教行为是个体工具理性考量与价值理性感知的综合结果。返乡从教的师范生个体既会在明面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补给反馈进行权衡,也会在暗面基于“当地人”、子女及教师的三重身份对情感资本进行把握,明面与暗面的双重考量共同推动了“双一流”高校农村籍师范生做出返乡从教的选择。依此认为,提高乡村学校教师待遇、注重农家学子乡情培养、重视师范生培育的“地方性”价值取向等能有效推动高素质教育人才的乡土回流。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国内外学者曾经对此作出深刻的研究,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加入,农村阶层分化出现了新的状况。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可以将农村作如下阶层划分: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对分化的农民进行研究,理解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理解中央政策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影响,才能真正出台好的农村政策,而不至于顾此失彼。

网络媒介使用对中国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探讨网络媒介使用对中国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效应在地域与阶层之间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过度媒介使用则会降低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和阶层异质效应,即相对于城市与东部地区,网络媒介使用对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与较高阶层相比,网络媒介使用对较低阶层群体的影响效应更明显。研究认为,加快中国互联网普及,促进网络媒介与体育深度融合,对提升居民体育参与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性别视角的潜在类别分析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亲密有间型、近而不亲型、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湖北省京山J村的调查

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结合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将J村农户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地位秉赋、政治态度、社会表现不同,维护基层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也有差异。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应该适时转型,深入调查农民阶层的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整合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小农兼业阶层是当前农村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发扬基层社会民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得到积极培育和支持。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河南省9个县农村地区儿童第二类疫苗接种率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河南9个县农村地区第二类疫苗接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评价第一类替代疫苗现状,为全省提高第二类疫苗接种率和制定第一类疫苗使用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濮阳市、新乡市、南阳市、商丘市、洛阳市5个地市9个县18个乡镇32个村的1 463名2～7周岁农村儿童,疫苗接种知识及主要影响因素从调查儿童监护人获得,疫苗接种记录来自于儿童预防接种证,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7.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9个县农村儿童中第一类替代疫苗率最高的是甲肝灭活疫苗第一针,占20.6%,其次是首针次ACYW135(1)流脑疫苗和AC流脑结合疫苗(1),分别占适龄接种对象的13.8%、12.9%。第二类疫苗以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第一针次接种率最高,达到46.4%,Hib疫苗三针次接种率为12.6%,其次是水痘疫苗接种率为23.2%;口服轮状疫苗(RV)、23价肺炎(PPV23)疫苗接种率较低,分别为9.5%和7.3%。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接种方式、儿童类别、疫苗价格高低都是影响第二类疫苗接种针次多少的主要因素,乡镇门诊化接种4～6针次和7针次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2.5%、6.9%,高于村级接种比例12.8%和1.9%;散居儿童疫苗接种针次高于托幼儿童(P<0.01);监护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接种通知方式、儿童是否留守等对二类疫苗接种针次影响不大或无影响(P>0.05)。结论不同县第二类疫苗替代一类疫苗率和种类不同;第二类疫苗接种率因各地接种方式、价格因素、重视程度和家长认知程度不同而差别较大;扩大以乡为单位接种门诊实施范围、降低第二类疫苗接种价格并加大托幼机构第二类疫苗的宣传等有利于提高第二类疫苗的接种率和接种针次。

论薛宝钗、林黛玉形象的象征意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了两位女性形象,薛宝钗象征士子阶层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人格。林黛玉象征士子阶层希望的"人格独立"的道家思想人格。她们既可"合而为一"又可"一分为二",是士子阶层社会生命和自然生命的两面。

农村小学推广小班化教育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小学已普遍凸显了小班规模现象,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一现象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这为实施小班化教育提供了可能。在实施小班化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其意义,也要正视其困难,采取积极措施,争取社会支持,以提高教育质量,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阶层流动还是阶层复制?再读文化资本理论并兼谈“底层文化资本”

近年来学者通过建构“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为弱势农民群体正名,但这一概念却建立在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误读之上。对于文化资本理论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读,即将文化资本窄化为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本作为阶层流动的工具。而布迪厄的原意,则是通过文化资本揭示阶层复制的机制,进而批判维持社会等级结构的权力关系。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代表获得优势文化的可能性,它以劳动时间的积累为衡量标准,而非占有某些具体文化实践或态度。文化资本在各阶级的不均衡分布源于等级社会秩序背后的象征性暴力。“底层文化资本”的论述陷入实体主义思维所产生的阶级文化本质论的泥沼,实际上承认并加强了城乡阶层文化的不平等结构。

社会空间及新一代乡村教师的社会定位过程分析——基于云南两县的案例研究

在近年农村教师招录政策改革的影响下,中国新一代乡村教师呈现出某些比较明显的群体特征。基于云南两个案例县的部分年轻农村教师参与者的质性材料,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空间位置的动态影响因素。借鉴布迪厄的不同资本形式及社会空间理论以及双聚焦方法,研究分析了社会阶层、性别和民族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在乡村教师群体的社会定位过程中起到的制约性作用,同时指出本地家庭和乡土观念等文化因素也对这一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新一代乡村教师的社会定位过程的把握,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该群体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并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群体的形成与变迁。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