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家庭债务杠杆的影响研究——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论文利用2014、2016、2018、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家庭债务杠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债务杠杆。从影响机制来看,人口老龄化通过增加家庭储蓄进而负向影响家庭债务杠杆;但少儿抚养负担、老年人医疗负担、代际向上的经济支持、代际向下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均削弱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影响。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在低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资本、低收入、无重大事件以及东部、中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强。论文为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家庭债务杠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优化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家庭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通往集体债务之路：政府组织、社会制度与乡村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

通过中国北方一个农业镇推行"村村通"修路工程的故事片段,讨论了以下两个研究课题:第一,国家政策、政府官员以及村干部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那些始料未及的导致集体债务和削弱集体治理的后果;第二,地方制度和社会关系在动员资源、解决问题和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这些故事片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国家的视角"的经验教训。

中国农村税费尾欠与村庄筹资能力问题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全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问题的现状,及其在税费体制改革前后的变化进行了简要分析。税费改革前尾欠农业税的农户数和尾欠税费的数额已经较大,税费改革以后则有进一步的上升,这对基层财务运转造成很大压力。为了理解村庄筹资困境的成因,本文对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政治关系网络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

乡村债务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5省101个村的调查

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但另一方面乡村的财政收入来源基本是靠政府转移支付,而在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下,无法满足乡村维持日常运转和基本的公共投资的需要,必然会增加乡村债务。通过对来自101个样本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债务的规模、借贷来源等发生了根本转变。研究表明,乡村债务普遍存在且债务沉重,对社会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上级政府必须加大对乡村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放宽乡村配套资金的限制条件,通过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和建立专项化债资金来减少债务。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负债决策及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考察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负债决策及程度。研究发现家庭的生产经营和住房是影响农村居民负债的两个重要因素,而金融资产与负债可能性及程度显著负相关,各个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都存在资金需求,收入高低并未显著影响负债决策和程度,利率和价格预期这两个直接关涉成本收益的因素也影响了居民的负债决策。

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项目内卷化负债——基于安徽G县的调研与思考

文章认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村级债务主要呈现为一种"项目内卷化负债",这一主体性负债型态的根源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所形成的"项目治国"式财政分配体制。各类流水班车般的建设性项目资金,在经历县级部门的配套设计、责任分解之后,以偏离农民需求表达偏好的方式被大量散播到乡村,并在基层数字游戏和乡村面子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下,造就了乡村项目依赖症,推高了村级负债规模。项目内卷化负债虽在短期内具有提升村级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在乡村选举与治理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意外后果。

乡村债务规模、结构、风险及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村债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影响了农村经济生活的稳定,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依据实地调查资料,从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债务风险、债务成因等方面对乡村债务问题进行分析,基本结论为乡村债务规模较大、债权人结构复杂、债务用途多样、借款利息较低及债务成因多元化。

高额村级债务的主要原因与主体责任——对村均债务25万元以上72个地市数据的解析报告

本研究以包括 72个地级市的 1998年乡村债务数据样本为研究对象 ,借助EXCEL程序 ,筛选出主要影响 (相关 )因素。借助SPSS程序 ,检测了各主要因素的作用方向、影响强度 ,作为本文“解释”的数量基础 ;研究依托“公共品”理论框架 ,在“要因”与“三大主体 (政府、农民、村干部 )”之间 ,建立一组“说法”———由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各地区乡村负债与各时期、各主体的应尽责任、已尽责任、未尽责任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将政策建议建立在 :各主体对乡村公共品供给存在什么关系、就应落实什么关系上。

传统、转型与革命: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一种模式

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亦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 ,乃至中国历代政权始终关怀并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此也显示了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解决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窒碍。本文以《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一书为入口 ,考察本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演变的基本走势 ,探索本问题研究的可操作性理论模式。而前者仅是前提 。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级债务问题探讨

当前,沉重的村级债务已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困扰农村基层组织运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文章在分析村级债务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

农村合作金融信贷风险控制与不良贷款处置——对山西尧都信用联社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山西尧都信用联社不良贷款的产生根源和结构特征以及信用社在信贷风险控制、不良贷款处置和化解历史包袱方面所做的成功尝试进行分析,提出适度的政府介入、公平的制度环境、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科学的信用风险评估与监督体系,是农村信用社降低不良贷款的重要保障。

项目进村、集体债务与新时期的农民负担——基于赣北D村的个案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国家以"项目制"等方式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促进了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旨在惠民的工程,却因项目资金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运作模式而产生农村集体债务,进而转嫁给村民,成为新时期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项目进村及所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农村负债问题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关中为考察中心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户的平均负债率、负债额及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率来看,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并没有破产或崩溃。但是,以生活性消费支出为主而造成的农户负债,又深刻说明当时农村经济处于低水平运行的状态。农村的各类借贷组织中,除信用合作社外,其他均对活跃经济的意义微小。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必须确立现代金融体系,使农村动产、不动产可以资本化。而这一点,对于当今社会发展尤其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管双重“农村烙印”如何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农村宅基地综合利用中负债经营策略研究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综合利用农村宅基地资源不仅能缓解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融资问题,而且能大幅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是以农村宅基地综合利用思路为导向,提出负债经营策略。首先,政府利用负债经营策略向银行贷款,投资在农村宅基地综合利用的项目上;其次,宅基地综合利用项目所得的利润返回给政府,一部分利润用于还清项目的银行贷款;一部分利润用于宅基地综合利用项目的再利用。

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

村级债务问题探讨

村级债务沉重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化解村级债务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农村税费改革的成败。本文根据某县村级债务的调查资料,试就解决村级债务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作一探讨。

我国乡村负债问题的成因及其化解

当前 ,我国乡 (镇 )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债务负担 ,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乡村组织负债问题的成因、特点及其影响 ,并就乡村债务的化解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