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指导及当代启示

列宁深刻地研究、批判地考察俄国解放运动,在反思革命民主主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批判了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列宁为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思想准备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党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历史,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自我革命,做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提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最新要求。学习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与指导,有助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

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治竞选是一个政党争取人民认可,而人民赋予其权力并接受其统治的过程,政党通过竞选实现政权合法化。话语幻象分析揭示了政党将主观转变为客观,将幻象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过程。印度作为南亚头号强国,大选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的印度大选被认为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选举,这与莫迪及印人党的强势崛起有很大关系。出现这种情势的转折点是2019年莫迪与印人党采取了非常成功的“话语幻象术”,使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第二次获得执政权。在2019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拥有“支持”或“反对”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印度各邦、各民族、政党、群体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2019年印度竞选是一种探究印人党对于2024年乃至未来政权合法化一般叙事规则的有益尝试。以政治公共关系中的政治竞选理论和话语幻象理论为基础,运用话语幻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历史、语言和符号行为以及社会影响解构话语的内核,分析竞选话语如何被操纵并影响选民决策,从而解释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为什么能比国大党建构起更高的政权合法性。印人党比国大党更擅于利用一些修辞手法将非常主观和对立的概念合理化,给大众造成强烈的幻象,影响选民对事实的判断,使得多数选民相信印人党的宣传版本。话语幻象完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但同时也加剧了印度国内民众的身份二元对立和社会仇恨。

卡塞姆时期伊拉克共产党的浮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萌芽在新生的伊拉克破土而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伊拉克共产党于1934年应运而生。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伊共几经沉浮,在挫折中不断前行,到20世纪50年代,伊共一度成为伊拉克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在“自由军官组织”领袖卡塞姆在伊拉克建立政权(1958—1963年)后,伊共逐渐暴露出其路线的局限性:过度服从苏联指导,过于降低斗争目标,过分屈服政府打压。伊共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内外政策的缺陷暴露无遗,最终以悲剧收场。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革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调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积极构建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以推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再现实化”。自成立以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提出了“完全社会主义”、“俄罗斯爱国主义”和“俄罗斯社会主义”等主张,最终在十三大提出的“革新社会主义”纲领中得以系统化,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尽管这一纲领的理论体系尚需建构,但其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建构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与俄罗斯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时序分析与未来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党际交流新形式,开创了对话机制、高层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党际交流机制。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际交流机制化建设就是突出代表之一。经过10几年的发展,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强的规范性。总体来看,两党党际交流机制稳中有进,但在具体运作细节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20世纪20—30年代在华俄侨法西斯组织及其军事活动

1922年后,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白俄侨民数量激增,各种政治思潮充斥其间。受法西斯主义思想蛊惑,一些俄侨自称“法西斯主义者”,建立了数个法西斯组织和团体,妄图以法西斯主义运动推翻苏俄。为此,这些俄侨法西斯组织几乎都设有军事部门或武装力量,并进行活跃的军事活动。1931年,原本分散活动的俄侨法西斯分子联合组建了“俄国法西斯党”。俄国法西斯党的组织架构随着一系列反苏活动的进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备。但随着与日本军事“合作”的加深,俄国法西斯党的主要活动逐渐变成为日本关东军及其情报部门效命,独立活动十分有限。

解放初期中共对县改市后城市政权集中与分散关系的探索--以芜湖市为例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一些较大的县城改县设市后,围绕城市政权集中与分散关系,探索城市政权建设。以芜湖为例,芜湖原为县城,只有县级政权,解放初期县改市后,城市政权建设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芜湖刚解放时,初步建立市、区二级政权组织形式,是集中与分散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初步尝试;第二阶段,1950年5月到1952年6月,芜湖市撤销区政府,形成市一级政权组织形式,体现集中原则;第三阶段,1952年7月,芜湖市重建区政府,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这初步奠定了新设市的城市政权组织形式,使中共领导的国家政权成功延伸到基层社会。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政权的巩固——以“中共创建第一城”阳泉为例分析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工作经验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与完善的过程。山西省阳泉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探索的排头兵。阳泉解放后,中共在多方考察下决定在阳泉建立城市政权,并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从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稳定、人民生活需求的解决与满足、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等方面入手巩固这得来不易的城市政权。回顾和总结阳泉城市政权巩固的经验,特别是城市原有设施与工商业的保护经验,对今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译介、传播及其历史影响——以劳动解放社为例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传播、批判同时代俄国错误文化思潮以及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回顾劳动解放社的创立与宗旨、其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译介、传播的作用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对于我们从源头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历史进程、理论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极富理论启迪。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道器之间:近代思想视野下的铁路、中国与世界(1875-1936)

在近代铁路思想的演进中,既包括对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具体内容的探索,也包含对“道体器用”“物质与精神”等精神指导思想的讨论。从道器关系的角度看,中国近代铁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从“器用”的角度阐述修筑铁路带来的利益,认为存在“道体”统一其上;甲午海战后,随着铁路主权论与瓜分中国论的出现,康有为等人对洋务派思想产生质疑,统一的“道体”分裂为中国与西方两部分;五四运动后,铁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被梁漱溟、李大钊等人拿来与东方精神文明进行对比,由此展开的物质与精神之争使得西方的“道体”衍化为追求“科学精神”的欧美道路以及探索革命与改造思想的苏俄道路,铁路也由此成为承载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的重要载体。

一党体制衰落的制度探源——文献述评与框架建构

20世纪后期以来,一党体制衰落的三波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出了难题:为什么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党最终走向分化、衰落乃至垮台?既有研究注重从政党内部因素、外部环境、结构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视角加以解释。这些理论无法澄清一党体制的兴起与衰落的不同原因,也无法解释面临相似挑战的一党体制的命运差异。实践证明,政党制度建设及政党适应性是决定政党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变迁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 ,而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 ,是政党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来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但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恰恰是“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这种政治逻辑根植于俄罗斯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 ,是其政治转型过程的必然 ,但它既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相背离 ,又不利于俄罗斯的政治整合和民主巩固。一年多前正式出台的《政党法》在多大程度上完善俄罗斯的政党体系和政党政治 。

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研究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袖,他关于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做过许多重要论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包括对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内涵阐释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深入研究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重构简约高效基层治理体系的中国经验——一个内外平衡机制改革的解释性框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党和国家国家机构改革的方向。作为基层治理核心的基层政权处于国家政权的末梢,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自下而上反馈的缺失导致了基层治理的不平衡性。这种基层治理不平衡表现为治理能力与治理任务不匹配、治理专业性与治理技术不匹配、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不匹配,导致基层官员疲于应付、基层问题层出不穷和基层群众不满意等。针对基层治理的种种问题,北京市从吹哨报到的机制改革开始,系统推进街道改革、权责调整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探索建立了一种内外平衡的简约高效基层治理体系:通过吹哨报到、街道改革和权责调整,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平衡的内部基层治理体系;通过共建共享共治,建立国家主导和社会自治相平衡的外部基层治理体系。在建构平衡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是基石,前者是平衡的领导者,后者是平衡的目的。

和平、民主、面包与俄共(布)公信力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工人、农民和士兵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反战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人民群众争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监督,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使用,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足了农民的面包要求;文化革命坚持唯物主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指导地位。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法国政党制度与政体演变的关系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体的确立为法国政党的产生和政党制度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四共和实行议会制导致了法国多党林立、软弱多变的政党制度的出现。第五共和所开创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推动了法国政党格局的两极化。法国政党制度和党派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国的政治体制,它们从一开始就构成法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左右着法国政体演变的走向。

俄罗斯“政权党”能否成为执政党——基于制度环境和政情发展的分析

俄罗斯的第一个“政权党”是不完全的“政权党”。随着政情的变化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俄罗斯新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发展成为国内决定性政治力量。“统一俄罗斯”党由“政权党”上升为执政党,必然涉及宪政制度的变更,但归根结底取决于俄罗斯的政情。从目前情况看,构建以政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体制,从而使“政权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并没有成熟。但到了后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出现执政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