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国会与“中俄协约”

民初国会对中俄协约的审议,是中国人运用议会民主制度决定重大外交问题的初次尝试。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加深议会民主制的理解很有帮助。以往外交史著作大都误以为中国参议院否决协约是在俄国废弃协约之前,而实际上参议院是在得知俄国单方面毁约的情况下才事后否决的,或者说是俄方而非中方导致谈判破裂。

交流与交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斗争实践与生存定位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作为议会体制内的左翼反对派,多年来同政权当局在不同场域进行了大量斗争性交锋与合作性交流实践,反映出其斗争策略从“毫不妥协的反对派”到实质上“建设性反对派”的演化过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利益和国家运行发展状况采取了从交锋到交流的政治姿态和斗争方式转变,蕴含着其赢得民众支持并扩大社会和阶级基础、完成自身转型和理论与实践创新、融入国家政治主流以拓宽生存发展空间等内在考量。在“以合作促斗争”的新型斗争思维指导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展现了聚焦国家政治热点、制衡国家政治格局、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净化国家政治生态的角色功能与生存定位,体现出俄罗斯议会内政治反对派的另一重积极角色。

普京时期俄罗斯议会职权的演变——以宪法修改为视角

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是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同时也规定了俄罗斯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地位。这一地位就决定了其职能重在立法。俄罗斯议会为巩固政权而存在,而西方议会旨在限制执政者权力,这是俄罗斯议会与西方议会在本质上的区别,但也是俄罗斯国家长治久安与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历史上也作出过旨在提高议会地位与实际权力的努力。但实践表明,议会权力过大或者实行议会制不仅不适合俄罗斯的政治土壤,而且会导致国家机器停止运转,甚至陷入瘫痪。尤其是叶利钦时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长期对立导致国家陷入僵局,这一失败教训使普京认识到,只有巩固和不断完善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才可满足俄罗斯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因此,立法机关要与行政机关进行合作;议会职权大小也要随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不断变化,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无论扩大和缩小到何种程度,都始终要纳入总统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