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DER视角下的西方建筑设计

"ORDER"一般常解释为柱式,并称其为西方古典建筑的标志。自工业革命以来,柱式似乎渐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放映工业时代精神的新建筑艺术形式。然而,ORDER不仅指柱式,她还蕴含了秩序、等级、层次、序列、法则、关系等诸多意义,并直指现代建筑之精髓。试从对ORDER的解读入手,阐明西方建筑发展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古典与现代建筑间的精神传承。

从清修《四裔考》看乾隆时期清廷的世界秩序观

“四裔”是古代中国对周边族群或国家的笼统的称呼,在今天看来自然已不恰当,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称呼体现出中原地区的族群看待周边族群时常有的以自我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态度。这种世界秩序观对史书纂修有重要影响。乾隆朝官修《清通考·四裔考》所记包括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和西洋互市国两类,对属国的书写凸显出清方作为宗主国的优待,以图巩固臣属关系,同时将远西各国来华求互市也描述为“输诚称贡”。《四裔考》对这两类国家的书写共同体现出清廷对中原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坚持,这种态度延缓了清廷对当时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及世界关系的真正了解。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论“全面发展教育”的价值秩序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由来已久的人格向往,也是现代教育事业进步的基本面向。在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发展教育观的建构上,古今中外教育家为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环境的需要,提出过不尽相同的“优先论”主张。然而,窥其理论的实质,在于维持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平衡,并先后体现为“心灵和谐”和“身心和谐”两个阶段。在近代中国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探索中,严复、王国维和蔡元培在参照斯宾塞和马克思教育框架的基础上,曾先后构建了不尽相同的“三育”和“五育”理论;其与中国当下教育框架所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内涵分歧,也为中国全面发展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线索。此外,就中国当下全面发展教育的实践而言,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发展”相对“全面发展”的优先价值,正是当前由“考试主义”主导的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缺陷;有关“五育”作为“维度”而非“内容”这个先前已被澄清的常识性误区,有关世界观(哲学)教育和劳动(技术)训练(不宜泛称教育)分别作为一种具体而综合的教育内容和社会实践活动均不宜与其它“四育”并列的特殊性,以及“体育”作为其他教育方面的先决条件所具有的基础价值,都有待中国教育界的“再次确认”和“真正重视”。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文本耕犁、学理阐释与创造性应用

文本耕犁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具体包括作为分离的共同体的社会组织、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及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在特定语境中,还泛指“联合”与“企业”,等等。学理阐释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内蕴着个体不能脱离共同体的主体向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同体的演化正相关的时间向度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空间向度等三个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出场适逢其时,它既是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现实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迫切理论需要。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从“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生成逻辑

"天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基本概念,深植于统治者的对内对外政策中,对内体现为向内集中的漩涡式治理体系,对外体现为同心圆式的外延式扩展。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较好地处理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平稳定。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加速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亟需中国从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准确定位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天下"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政治概念,将其置于现代政治语境中,有利于理解高于国家本位的世界秩序。同时,这一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更有利于建立以关系本位为基础、以"人类"为单元的新的世界秩序观。

从宇宙观看汉英次序象似的时空特性

中西宇宙观的差异,蕴藏在各自的语言模式之中,使其语言各具特色。文章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从词语、句子及语用层面,探讨宇宙观与语言符号之间的次序象似规律,重点论述了中西宇宙观差异象似于汉语语序的时间顺序和英语语序的空间顺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语言形式不是无序的,而是由人类认知体验决定的,有着内在的规律,是思维与认知的结果。

和谐世界研究综述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适应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特征的变迁,体现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互利合作的和谐世界不仅是党和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原则,而且是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理论。和谐世界的思想内容丰富,理论意义深远,实践意义重大,需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带"鬼"成素俄语熟语的语言文化阐释

熟语是民族文化和群体意识在语言中的生动反映.俄语中有许多带有东正教成素的熟语,反映了俄语语言世界图景的宗教特性.其中带"鬼"成素的熟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对东正教和"鬼"的认知.带"鬼"成素的俄语熟语,从语义上看,包含意义与"鬼"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两类;从语法上看,包含词组式和句子式两类;从文化上看,反映了"鬼"在俄罗斯民众意识中的三种形象:邪恶的化身、不祥的象征以及勇敢的符号.

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与和谐世界构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理念,表明了中国愿意担当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同时,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谐世界观是对前三代领导集体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对于推动新时期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和谐世界建设的总目标下结成最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论孟子的天下观

孟子对于"天下"以及"王天下"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首先,孟子认为天下"定于一"并非是政权上的统一天下,而是具有以仁、义为代表的人文价值上的认同。其次,"王天下"最根本的标志是"来归"而非"往征",若能实行仁政,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百里而王"。最后,对于社会来说,达到王道之治是理想的状态;对于个人来说,"王天下"之位则并非最高追求。

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

"天下观"形成于先秦,它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中国传统对外思想表达了一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由列强主导又建立了各种体系,在这一系列世界秩序建立之前都是一场场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前提下贡献于世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考古学视野下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天下”一词广泛见于先秦典籍中,如《逸周书》“四方畏服,奄有天下”、《诗经·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尚书》“昔在帝尧,光宅天下”等。这些文献大致成书于西周时期。“天下”一词虽在西周时期已被广泛使用,但今人所熟悉的“天下观”内涵的形成却并非始于西周,而是经历了从时空秩序到政治秩序,从礼乐秩序到文化秩序的演进变化。当今学界所讨论的天下观和天下制度,其内涵主要是在由政治秩序向礼乐秩序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由于一些研究未考虑天下观曾作为时空秩序后经由儒家的改造而成为文化秩序的过程,而忽略了较多信息。因此,借鉴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天下观”的形成脉络从时空秩序到政治秩序进行梳理有重要意义。

商业社会与世界秩序--亚当·斯密的国际政治观述评

亚当·斯密的国际政治观,与18世纪西欧商业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斯密站在这一历史高度,以个人自由为终极关怀,以人性为逻辑起点,认为国家而非国际社会是个人关心的主体;世界秩序需要国际法、外交、均势和结盟来维护;战争具有不可根除性,因此国防重于国富;贸易既能引发国家间的仇恨,也能实现利益双赢和均势的形成;通过回应当时的美洲问题,指出传统的殖民压迫和强权统治必然被时代抛弃。综之,斯密既不是一位好斗的霍布斯主义者,也不是幻想永久和平的康德主义者,而是一位冷静的格劳秀斯主义者。他的上述思想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人性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现实主义提供了思想源泉,更为人类理解当今的国际局势以及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有益启示。

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的理论价值探析

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是超越当前世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新型话语表达,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超越了西方主流世界秩序理念的"冲突秩序观",倡导一种"协和万邦"的"和谐秩序观";另一方面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对马克思关于"虚假的""冒充的"和"真正的"共同体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这种关于共同体的设想,也正好是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的鲜明主题,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危机与全球转型:中俄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2024年,中俄将迎来建交75周年。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从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的定位历经数次提升,稳步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当前,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成熟的一对大国关系,堪称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中俄双边关系方面,中俄两国需要继续推进务实合作。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方面,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存在溢出效应,对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俄两国需要继续就转向东方和面对西方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周边国际环境,并避免在两国关系性质的判定方面出现异常。俄乌冲突的发生使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出现了“新格局”。对中俄而言,“新格局”意味着整个世界的供应链、产业链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能源体系的变化、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以及北亚板块的出现。中俄两国需协作提高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协作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带来的挑战;协作外交事务,提升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创新性发展,聚焦对中俄和所有金砖国家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互联互通、产能建设、经贸关系等领域。推动中俄人文交流,提升两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新形势下的俄中政治对话:成果和共同任务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从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的定位经历数次提升,稳步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发展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坚定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团结进步力量,不断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成熟的一对大国关系,堪称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

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战略安全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访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认为,俄乌冲突是苏联解体后边界划分所埋下的冲突种子在三十年后的集中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由北约东扩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俄乌冲突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开启,这是美国和欧洲不愿放弃从冷战所获得的特权引起的。未来几十年,国际局势将持续紧张。在世界秩序危机和大国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先前潜伏的冲突和争端几乎会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包括核战略安全风险也极大上升。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普遍抬头,也有美国霸权下三十年相对和平所导致的战略疏忽。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国学者应该关注战略安全议题。俄罗斯领导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效保障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维护民众的生活方式不变,推动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困境。

语言世界图景视域下俄汉春季农谚对比分析

农谚是关于农业生产生活的谚语,记录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参与构建语言世界图景。中俄两国历史悠久,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农谚,而春季作为一年的起始,对农业活动的影响不言而喻。本文结合语言世界图景的相关理论,通过比较俄汉春季农谚,分析其中动植物形象的特点、天气变化规律、耕作经验教诲以及两者记录时令信息的不同方式,总结俄汉语言世界图景的异同。这对于外语教学以及俄汉跨文化交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所助益。

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

俄乌冲突是后冷战时代乃至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将引发欧洲、欧亚地区格局的深度演变,也将对世界秩序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相持不下的战事给冲突双方造成巨大损失,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俄罗斯受到多方孤立和制裁。无论最终战局如何,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已遭遇重挫,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将呈下行趋势。俄乌冲突也是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所遭遇的最重大危机,将极大改变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相互认知,导致俄欧关系的急剧变化,并引发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的历史性重组。受俄乌冲突刺激,原苏联国家的“离俄倾向”潜滋暗长,欧亚地区将呈现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态势。在全球层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的加速断裂与重组、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持续更新与再造、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以及全球与地区安全架构的改革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