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题文学史论的集成--评《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

作为“剑桥指南丛书”俄罗斯专题的开山之作,《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是当代西方斯拉夫学界专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代表作。这部由英美两位学者联袂主编、14位名家合作撰写的论文集,既是有关国别文学专题史的集体专著,又具有教材属性,展现出作者们在专业上厚积薄发的精湛功力。本书在结构上别具一格,本文将其概括为“多主题并举阐释俄罗斯经典小说传统的发展线索”,在材料选取上亦有颇可圈点之处。此书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对观的镜子、对话的伙伴,有助于我们在中、英、俄三方平等对话中照鉴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舒群小说的俄苏资源

哈尔滨华洋杂处的地理空间,给生长于此的舒群提供了利用俄苏资源的先天条件。出于开掘典型生活的创作冲动和象征性表达流亡感受的现实需要,以及遵从“拥护苏联”左翼革命叙事模式的政治自觉,舒群积极开展俄苏书写。具体书写方式包括:标识显性俄苏文化元素、适度反思“中东路战争”、塑造红俄和白俄形象。通过对俄苏资源的充分书写和积极利用,舒群小说获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和时代性的革命政治意义。

从跨文化视角看域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误译与误读——以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为例

中国古典文学的域外接受是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之一,从受众角度审视文学的域外认知图景,可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效传播和建立文化共识提供借鉴。然而,跨文化交流时常伴随着由语言差异和文化缺省带来的误译和误读。本文以俄国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论著《散文理论》(Теория о прозе)中的“中国小说初探”一文为媒介,考察其与俄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俄译本、我国学界对其《散文理论》中译本的交互关系,既肯定译者在理解、传播和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尊重艺术阐释的多样性,以中俄两国独特的民族话语和文化价值作为参照,从跨文化视角审视汉俄互译本及衍生本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误译与误读。

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奇特起源：18世纪中叶对欧洲流行文学之模仿

现代俄罗斯文学之产生并非一蹴而就的,普希金只是完成了从古罗斯向现代俄罗斯转型的关键性人物。事实上,伴随着彼得一世改革,帝俄当局鼓励大规模译介欧洲流行作品,使得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长驱直入,以图培养俄国人欧洲贵族的风范。但是,报刊审查制度却未能阻挡流浪汉小说之类的历险记作品也随之进入俄国,并且这种看似低俗实则倡导人性解放之作,更受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读者阶层青睐。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形吻合加速学习欧洲的时代潮流,意外地启示了当时的译者也去模仿这些译作而创作俄罗斯文学,俄国第一批文学家费多尔·艾明、楚尔科夫和科马洛夫等,就创作了大量用欧洲历险记的结构去书写俄罗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小说。这种小说为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俄罗斯旅行记及其诗学的孕育提供了扎实基础。

西欧现代小说与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化创作

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起始于普希金,这一定论并非不可商榷。现代长篇小说成为文学主导体裁后,整个文学都受其影响而发生“长篇小说化”倾向。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欧现代长篇小说得到形成与发展,其成果被普希金所吸纳,在他的抒情诗、短篇小说集、叙事长诗等创作中都体现出“长篇小说化”倾向,他也因此成为《当代英雄》《死魂灵》“瓜熟蒂落”的直接先驱。“长篇小说化”不但是文学创新的强大动力,也是20世纪社会文化的普遍存在形态。

唐代传奇小说的俄文翻译和研究

唐代传奇在苏联时期被广泛翻译成俄文并且出版。1950-1970年代期间,至少有五种唐代小说的俄文译本,后来各种作品选中的唐代小说俄译文多从这些译本中选出。苏联汉学家对唐代小说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既有论文发表,也有专著问世。对苏联时期的唐代小说翻译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既是对俄罗斯汉学辉煌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逝去的苏联汉学家的纪念。

爱伦堡:一个敢于正面顶撞斯大林的犹太作家——重读俄罗斯文学系列论文之二

爱伦堡是20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最著名的是《巴黎的沦陷》、《暴风雨》、《巨浪》三部长篇小说。它们尽管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时还成为政治思想和信念的传声筒,但也并非一些论者所说的艺术上"过于粗糙",而是独具特色:人物众多,事件纷繁、空间广阔、情节变化迅速,已强烈的对比、明快的语言、人物内心独白来展示时代的综合形象。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著名人士,他在反对斯大林排挤犹太人的运动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斯大林逝世后,爱伦堡成了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巨匠。

诗意、灵魂和迷误:三部俄苏小说改编的舞台剧——评《叶普盖尼·奥涅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

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的、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改编的舞台剧,康斯坦丁·勃格莫罗夫导演的、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俄罗斯导演格里高利·利兹诺夫导演的、根据肖洛霍夫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静静的顿河》,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本文从长篇小说改编为戏剧的角度来分析这三部作品在小说思想与舞台呈现、人物形象与舞台表演、小说技巧与舞台手法等方面所蕴含的舞台艺术的美学价值,由此探究俄罗斯文学和戏剧中诗意、灵魂和迷误的美学意蕴。

“新俄罗斯文学”的基本表征初探──从中篇小说艺术谈起

苏联解体以后，近十年来“新俄罗斯文学”已然成形。走出自成传统的非“红”即“黑”的锁定，检视多灾多难的生存境况中的困顿，呈现剧烈动荡的时代大潮中被裹挟者的面影，接纳艺术表现的多声部而形成的审美姿态的多样性，可谓“新俄罗斯文学”的基本表征。

荒诞、变形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小说中的表现主义倾向

表现主义是20世纪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影响遍及全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俄罗斯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以谢拉皮翁兄弟和尤.奥列沙为代表的一些作家摆脱了客观真实地摹写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们大量运用夸张变形等假定性手法,通过貌似荒诞的演绎直指事物的内在本质。他们创作中的表现主义倾向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内部规律。

现实主义小说的边界——兼论《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

罗杰·加洛蒂在论述"无边的现实主义"时表现出一种悖论:作品题材上突破和手法的更新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无边的概念,但也意味着它存在着种种可以超越的边界。在《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中,维克多·特拉斯除了从以上两种因素考察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之外,还提及创作理念和文学体裁,它们使其形成了固定的疆域。然而,从俄罗斯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小说绝非封闭、静止的事物,而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不断打破和拓展自身的边界,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

“聊斋学”在当代俄罗斯的最新动向——以А·Г·斯塔拉茹克与Т·И·维诺格拉多娃的研究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苏联(1922—1991)解体,诸多因素使得俄罗斯"聊斋学"逐渐式微。令中国学界欣喜的是,2016年《远东文学研究》论文集刊发的两篇文章昭示出《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研究的星星之火。彼得堡学派汉学新秀А·Г·斯塔拉茹克,对中国这部经典短篇小说集进一步抉隐发微,着力对五通神的嬗变轨迹进行了历时考察,指明了它的象征内蕴与作者的寄托旨意。得益于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分馆亚非国家文献部主任Т·И·维诺格拉多娃的搜集整理,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关于《聊斋志异》翻译、切磋、交流以及评价等大量详实的档案文件首次"曝光",译者本人历经的褒贬毁誉,译作传播接受中的磨难曲折,在阿列克谢耶夫亲笔留下的目录卡片中清晰可见,这在中俄异质文化交流史上堪称意味深长的一个文化事件。

新中国布尔加科夫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独特的讽刺手法、深刻犀利地批判、辛辣风趣的语言、博大精深的内容使其作品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在中国,对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对其小说的评价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公平公正的,但时至今日,对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从主观到客观、从浅显到深入,学者们诠释着不朽的经典。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的布尔加科夫小说研究进行梳理分析与阶段划分,并总结各个阶段研究的特点,我们期待对新世纪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研究会有一个新的视野。

论俄国及东欧文学对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影响

王鲁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中坚作家,他非常重视译介和借鉴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俄国及东欧弱小国家和中国都有着被压迫的历史,这种相似性对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在创作中,他将本民族的地方色彩与外国文学的影响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苦难深重的浙江乡土面貌。

论中俄当代小说历史叙事中的“食之味”

在多部中俄当代小说中,"吃"或者"食"常作为细致描写、深刻隐喻的代表,被用于展现时代或社会状况,揭示人性与之相应的复杂变化。首先,"食"是人类生存需求的底线,比起精神需求,它更能反映个体生存的困境及其历史成因。其次,一切个体的精神蒙难都展现在"吃"的不易之中。当代小说普遍以微观的个人辐射宏观的历史,期待打破意识形态规制下的统一叙事。再次,作者处于社会责任感和主流价值认同的撕扯中,"食之味"这样的隐藏文本往往比直白的批驳更具力量。这些旨在制造隐晦的文体修辞其实是作者让苦难叙事突破批判困境、更加逼近事实的努力。

俄罗斯小说文体的演变与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长篇小说

本文立足于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背景,探讨了俄罗斯长篇小说文体最初的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分析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形态和特性,论述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在俄罗斯长篇小说文体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战争英雄形象中的政治因素——哈俄苏联战争小说初探

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文学是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战士》既是哈萨克斯坦战争文学的代表作,也与俄苏的《恰巴耶夫》一样,是苏联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奠定了两国苏联文学的基础。对比二作中的战争英雄形象,分析其政治与浪漫主义色彩、个性的关系,解读异同机理,将助益战争文学经典解读,更有助于了解苏联文学的多样性。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程序诗学视阈下欧美历史小说文类内涵的嬗变与发展

司各特经典历史小说的巨大影响一度造成了当代欧美历史小说内涵阐释停滞的现象,继而割裂了历史小说文类的线性发展链,导致了历史小说整体研究的缺失。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注重文类的历史性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以发展性眼光观测欧美历史小说文类演进过程的良好视角。在此视角下,历史小说文类的嬗变和发展清晰可见,从而有助于弥补目前欧美历史小说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缺失。

论《无望的逃离》对“多余人”形象的传承和发展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里·波里亚科夫的代表作品《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巴士马科夫二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切入点,反映俄罗斯社会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巨变和知识分子阶层心态裂变的当代小说。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堪称俄罗斯当代"多余人",在对其"多余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创作手法,从而从人物性格和创作手法两方面完成了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这一重要社会情结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