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会降低上证A股价格波动性吗?——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开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基于沪股通标的股票资金交易的活跃程度,构造了一个包括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内的自然实验环境,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 D)研究了沪港通政策对上证A股价格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沪港通政策实施初期,沪股通交易机制未能起到降低标的股票价格波动性的作用,甚至在个别样本检验区间内扮演起"追涨杀跌"的负面角色,加剧了标的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但随着沪港通政策的深入推进和沪股通资金的持续流入,沪股通交易机制开始发挥其价格稳定效应,显著降低了标的股票价格的波动性水平。

沪港通制度、公司股价演进与分层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选取沪深A股市场的样本数据,对沪港通制度下股价分层效应的存在性及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治理股价分层效应的相关制度及政策。研究发现,在沪港通制度下,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股价将遵循S形曲线的演进规律,沪港通增量资金的股票配置偏好与赚钱效应的交互作用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形成股价分层效应。此外,在沪港通制度实施的任意时期,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显著的股价分层效应。现行证券市场制度的非完备性导致股价分层效应短期内的强有效性,但是随着沪港通实施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国证券市场股价分层效应的有效性将会被逐步稀释。

沪港通对沪市标的股票价格发现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沪港通作为一种双边互联制度,其对市场效率带来的影响不同于传统金融市场开放。本文以沪港通开通为事件进行DID回归分析同时以沪港通双边交易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将证券的"价格发现速度"分为"价格反映市场公共信息的速度"、"价格反映个股特质性信息的速度",探讨沪港通推出对沪股通标的"价格发现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的推出整体上提高了"股价反映市场公共信息的速度"却可能降低沪股通标的"股价反映特质性信息的速度"。其中,沪股通交易显著提高其标的"价格反映市场公共信息的速度",而港股通交易却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同时港股通交易也可能有助于提高沪股通标的"股价反映市场公开信息的速度"。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出沪伦通、深港通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证据。

沪港通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势必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文章以沪港通中的沪股通标的公司为切入点,选取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基于沪港通实施的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预测乐观性偏差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显著提高了分析师对于沪股通标的公司预测的乐观偏差。进一步研究表明,对股票交易量越小和信息透明度更低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乐观偏差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分析师乐观偏差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完善沪港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沪股通股票的定价有效性研究——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沪港通以来沪股通股票的市场流动性溢价效应、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等市场异象,并对我国沪股通市场进行资产定价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CAPM模型不适合沪股通市场定价,F-F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而引入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价值效应及流动性溢价效应,即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沪股通市场的超额风险溢价现象。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沪股通的实施使得内地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且有利于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

沪股通标的股定价有效性研究——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沪股通标的股市场的流动性溢价效应、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等市场异象,并对我国沪股通市场进行资产定价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CAPM模型不适合沪股通标的股市场,F-F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而引入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价值效应及流动性溢价效应,即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沪股通市场的超额风险溢价现象。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沪股通的实施使得内地资本更加开放且有利于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

资本市场双循环背景下的系统性流动性风险:基于错层的自然实验分析

个股流动性与市场其他股票流动性之间存在共振,是引发资本市场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主要来源。资本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对外需推进高水平开放,对内需实现系统性稳定。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流动性共振视角出发,以"沪深港通"的实施为契机,采用错层的自然实验方法首次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A股市场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信息不对称和库存风险对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深层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著降低了上市企业的股票系统性流动性风险,发挥了稳定市场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境外机构投资者引入,可促使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增加、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是降低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影响路径;但在下跌市场行情下,受境外机构投资者库存风险限制,股票系统性流动性风险会增加,从而弱化了上述影响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那么在当前我国正面临投资结构"脱实向虚"的情况下,金融开放除了具有"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之外,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纠偏"作用呢?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引导企业投资结构从偏重金融资产投资转向实体投资,且该效应在高融资约束、高成长性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凸显。(2)在作用渠道上,"沪深港通"交易制度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和资产收益率渠道,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缩小了实体投资收益率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差距,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产生了"纠偏"作用,从而最终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3)"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也会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文章为揭示我国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以引导经济"脱虚入实"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民币汇率、沪港通交易与股指波动

伴随着沪港通等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人民币汇率、外资流动与内地股市间的联动效应将如何演变?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深入考察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沪股通资金净流入与上证50指数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同期关系看,人民币汇率贬值显著负向影响着沪股通资金净流入和上证50指数,而沪股通资金净流入对上证50指数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从时变脉冲响应走势看,人民币汇率贬值总体上导致了沪股通资金净流出,并拖累了上证50指数表现;沪股通资金流入对人民币汇率贬值有着显著的时变影响,且推高了上证50指数;上证50指数上涨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沪股通资金流出,证实了沪股通资金的逆向投资风格.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首次刻画了人民币汇率、沪股通交易与内地股市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然后提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完善沪港通交易机制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沪港通提高了沪市标的的“股价信息含量”了吗?

作为双边互联制度,沪港通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不同于传统金融市场开放的影响。本文运用倍差法和面板回归探讨沪港通推出对沪股通标的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我们发现,沪港通推出降低了沪股通标的"信息含量",并且双边资金流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沪股通交易降低了沪股通标的"信息含量",而港股通交易活动则提高了"信息含量"。因此,在证券市场开放过程中应区别双边资金流动对股价信息含量的不同影响进行适当微调。

沪股通标的股定价有效性研究——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沪股通标的股市场的流动性溢价效应、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等市场异象,并对我国沪股通市场进行资产定价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CAPM模型不适合沪股通标的股市场,F-F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而引入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解释规模效应、价值效应及流动性溢价效应,即基于流动性因子的F-F扩展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沪股通市场的超额风险溢价现象。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沪股通的实施使得内地资本更加开放且有利于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

“沪深港通”机制与企业创新研究——基于多期DID的实验证据

"沪深港通"机制是否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沪深港通的实施为自然实验事件,考察了以沪深港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实施后标的公司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以及专利产出量,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检验表明,沪深港通对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在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信息透明度较低、管理层视野较低及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更加明显,说明其通过增强境外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改善企业信息披露状况、缓解创新决策中的代理问题等途径促进了企业创新。结论拓展了沪深港通事件对企业创新的后果及机制研究,检验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资本市场开放提供理论参考。

沪港通的绩效增长与反向选择效应——兼论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资本市场改革路径

本文从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角度探讨了沪港通对“成分股”绩效增长是否存在激励效应和治理效应,以及沪港通的成分股“选择机制”是否存在“反向选择效应”,并综合运用线性调整、逆概率加权、内生处理效应、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估计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成分股企业的绩效水平;(2)沪港通持股水平高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表明沪港通持股存在治理效应;(3)政策实施过程存在潜在的福利损失——那些在“沪港通”中受益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大概率地被选入成分股,从而降低了开放政策所能达到的最优福利水平。这表明以“试点”方式进行资本市场开放,会产生因“反向选择”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因此,需要加强改革的“强度”和“广度”,适时提升“沪港通”交易份额,并扩大沪港通成分股范围,以提高微观企业增长水平及增长质量。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研发国际化——来自沪深港通的证据

借助沪深港通场景,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期倍差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参与研发国际化活动,且主要通过外国投资者的价值信息需求促使企业形成长期视野而实现,即“迎合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政策效果对东部地区企业更显著,主要促进企业在美国以外地区开展的研发国际化活动。本文建议,政府应重点完善外国投资者关系管理,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投资者互动形式,同时继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强外资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