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鞅变法的文化环境

春秋时期,秦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战国初年,简公、献公的改革更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宗法制在秦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秦得以敞国门纳贤才,为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文化条件。秦人轻视德、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价值观驱使秦统治者极力追求权力和空间,促成了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保证了变法的彻底进行。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商君书》

《商君书》是先秦诸子的重要典籍,是我国古代灿烂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商鞅变法是《商君书》的核心,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和政治主张是本文的中心内容。

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

对于商鞅变法,前人论其成败,多是从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影响等方面加以探讨。要证明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看变法者,也就是秦孝公与商鞅实行变法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得到了实现,故而变法是成功的。

秦统一进程中的徙民政策——以“爵制秩序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为视角

秦商鞅变法后,以徙民政策结合爵制秩序的方式助力建立早期君主集权化模式。在统一进程中,秦统治者频繁通过徙民在新占领区域阶段性地推广爵制秩序,由此使爵制秩序日渐成熟,并在地方治理上展现出显著的能效。然而,徙民政策的强制、野蛮以及爵制秩序自身的局限,难以持久地发挥稳固统治的作用,最终随着秦帝国的覆灭而破产。秦徙民政策与爵制秩序的特别关系,从一个新的层面反映出秦法家政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秦始皇缘何焚书坑儒

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和212年曾经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最近有两作者撰文说焚书确有其事,而坑儒本无其事,是儒门之徒和方士们造的谣,司马迁由于"爱听故事"而写进历史的,在《史记》之前,并无坑儒之说。本文列举事实:司马迁为史官世家,记事是严肃认真的,且他的高祖任秦铁官,曾祖任汉初市长,历经秦汉之际的变迁。汉武帝时博士孔安国献古文尚书,淮南王刘安与中郎伍被谋反,都谈及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均在司马迁撰《史记》之前,以及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因谏坑儒一事被贬上郡等记载,均证明秦始皇确有坑儒之事。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现有关于商鞅变法的研究聚焦于变法的具体举措,从宏观政治学的视角讨论商鞅变法的研究比较少。文章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讨论了商鞅变法的社会结构性影响因素。"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尚法的政治文化动员了民众"重农重战";诸侯混战的外部环境不仅坚定了秦孝公对变法的支持,而且适时地检验了变法的成效。商鞅变法所蕴含的原始朴素的政治学思想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