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Asia自动气象站网络: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地区气候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英文)

Ev-K2-CNRSHARE-Asia计划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沿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脉的监测网络,为气象学和气候研究提供参数,特别是为季风变化、大气化学、冰川学、高海拔湖沼学和古湖沼学等研究,同时也为准确地确定地球表面坐标。SHARE-Asia计划的一个特殊的目的是发展一套完整的测量系统,以满足不断进步的环境与地球科学;促进当地的技术升级和建设的能力。就像WMO-CEOP和UNEP-ABC一样,SHARE-Asia气象—气候及大气化学观测站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科学计划的一部分。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夯实物质根基及深化文化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论述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支持,展开积极的国际合作,在多边框架下双边关系迸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体现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中亚关系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同时,近年来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活跃度进一步增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开辟新的广阔空间。

俄乌冲突背景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顺应时代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俄乌冲突持续发酵在国际政治、安全以及经济等领域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成为影响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刻背景。一方面,伴随着权力秩序加速回落,中亚国家“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从积极转向防御,是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及其在应对恐怖主义与颜色革命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使之充满“韧性”,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的优先选择。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须从四点着手:完善“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的顶层设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以拉动中亚国家经济增长与维护经济安全为重心推进经济合作;强化上合组织的认同机制建设、对外话语权建设以及反恐体系建设;构建粮食安全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构成,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不断创新,实践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周边外交的意义从经济、安全考量上升为国家战略,理念从功能合作到感情升华,目标从稳定周边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目前,国际及中国周边秩序在经历复杂变化,中国相应调整周边外交的政策、主张及措施,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周边外交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东盟成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将中亚和东盟确定为两个优先方向,开拓出西亚和太平洋岛国两个新增长点,取得了多层面的进展和突破。为纪念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十周年,2023年9月1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论坛》编辑部、国际关系学院组织召开“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进行深入交流并形成相关研究成果。《国际论坛》编辑部组织专家撰写笔谈,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法治路径

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保障新形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双边协定、区域安排和以《能源宪章条约》为核心的多边条约。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还应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保障中国—中亚油气管道稳定运行、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和推动中国—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政策的对接等。进一步推动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加强机制建设以及增强合作法律文件的“硬”性因素,是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经济共同体构建

从实践来看,东北亚各国经济互补,无论是制度合作还是功能合作,都具备一定基础,但总体而言,东北亚地区共同的整体性合作平台缺失。面对全球变局,东北亚亟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增进构建“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共识,整合并完善既有合作机制,形成区域合力,共同应对外部不利环境的冲击,同时还应依托数字经济等积极因素,激发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共同谋求经济复苏与增长。未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应该以凝聚“区域共生”理念为基础,通过制度合作、功能合作、地方合作、应急合作的“四重叠加”,打造面向未来的东北亚经济区,具体包括:基于经济链接,凝聚形成东北亚“区域共生”理念;加强“区域意识”,推动东北亚各国的集体认同;深化多层次合作,夯实东北亚经济区建设根基;强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逐步推进东北亚经济区建设。

“一带一路”十周年: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教育合作的成就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全方位教育合作政策引领下,双方在教育互联互通方面呈现新格局、丝路人才培养上取得新成效、教育合作机制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与此同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合作仍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具体表现为多重内外力量交织,深度合作困难重重;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合作机制运行不畅;教育合作规模较小,合作内生动力不足等,这影响了双方深度合作的质量提高。展望未来,双方合作应深化互利互惠的区域教育合作意识、完善互联互通的多边教育合作机制、打造互学互鉴的跨境教育合作典范,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教育共同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日相向而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田康夫的“和平东亚”思想与实践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始终秉持其父福田赳夫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信念,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向而行,提出并践行“和平东亚”思想。他主张以史为鉴,倡导和平合作,反对战争,并为此付诸“日本践行”。他通过创建“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推出成果《十国前政要论“全球公共伦理”》,参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国际研讨会,组建“践行和平论坛”,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遇难者等,为中日和平友好及世界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福田康夫为之振奋,并将“和平东亚”思想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为“和平东亚”思想增添了新活力和现实意义。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历史轨迹、影响因素与发展面向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是东南亚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持续变动并在安全实践中体现为差异化特征和形态。大国竞争和发展推动东南亚地区形成不同的安全理念和关系性逻辑。大国的推动和东盟动议共同构成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经历了英美苏主导、美苏主导、美国主导、多元并存的发展阶段。这四种形态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都是由大国在特定时期互动和博弈建构的。透过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发现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大棋局”中,主要存在三大影响因素:美国主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蒙上阴影,东盟引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维系着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稳定,中国推动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共生性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基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影响因素,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中国安全治理理念、优化大国协调路径、推动各利益方构建东南亚地区新的原则和规范及深化中国和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积极发展的关键。

试析全球安全倡议视域下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

东亚地区是海洋利益集中、海洋矛盾复杂的地区。随着对东亚外交的塑造力和引领力增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念指引。目前东亚海洋领域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有其逻辑路径。而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契机和纽带。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呈现多领域的共建方式,未来可通过“一体两翼”即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两翼,建立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东亚海上安全架构,为最终建立海上综合安全保障机制打下基础。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为视角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是思考中国在东亚地区分享海洋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海洋威胁挑战、推进东亚海洋合作、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关于创建中国东北方向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推进构想

面向世界和未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要统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立体开发为杠力,以大连创建中国北方国际海洋中心城市为引擎,以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依托,以强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关系为基盘,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全面合作、与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与欧盟国家的互利合作,携手打造亚欧利益共同体、亚欧安全共同体和亚欧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全球新一轮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平衡,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必须充分论证创建中国东北方向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综合优势与战略价值,进而正确地谋划创建中国东北方向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取方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拉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合理调整沿线经济布局,大力加快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坚持市场化社会化大方向,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优化沿线旅游生态经济景观;跟进时代潮流运作智库,支撑从陆域到海域经略大业;站在建设海洋强国高度,力挺陆海统筹上升为大战略;全面规划中俄海洋合作,开拓东北方向海上新“丝路”;力挺国家优惠政策投放,建成东北亚区域合作升级版;创建世界海洋城市联盟,整合全球经济资源重振雄风。只有这样努力下去,才能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品牌的影响力。

推动东北亚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推动东北亚和平发展,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勇担东北亚地区和平建设者与发展贡献者的新角色。对于影响东北亚和平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及美国的肆意干涉,中国需要在历史中寻找经验,挖掘共有资源,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东北亚地区各国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并保持战略定力,摆脱美国的肆意干涉。中国还应立足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为更好联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国内自贸试验区与中日地方合作发展示范区,共建“一带一路”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通过RCEP拓宽合作领域,挖掘制度红利,推动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

东亚海洋安全竞合关系与发展趋势

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竞争与合作态势并存。美西方在东亚海洋战略博弈加剧、东亚国家间海洋权益竞争激化皆对东亚海洋安全构成了挑战。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共同海洋安全威胁、获取共同海洋经济利益以及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东亚国家已展开海洋安全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平台机制建设不完善、合作层次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应在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蓝色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东亚海洋安全关系朝着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和利益均衡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目标的实现。

中国与东南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制度构建机遇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形成了许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有的经过数代人的创新,焕发出惊人活力;有的缺乏创新形式,面临消亡危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制度构建机遇,成立专门保护组织,将华侨华人和其他认可的人认定为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创新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宣传形式,构建自我监督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协调规范机制,形成系统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东亚消费风险分担的度量及潜在福利分析

文章利用1970-2004年的相关数据,度量了东亚13个经济体的消费风险分担的程度以及东亚地区在实现完全风险分担后带来的潜在福利收益。实证结果表明:东亚区域资本市场在平滑GDP冲击方面的作用非常小,对区域借贷市场虽有一定的作用,但较为有限,这说明东亚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还相当低;相比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东亚各经济体风险分担的福利收益是比较高的。

东亚金融市场合作的福利收益分析

文章尝试利用国际消费风险分担模型和福利收益分析框架,以中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盟五国为样本,对东亚金融市场合作的发展程度及区域金融市场合作能否给东亚地区带来福利效用的增加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目前的金融市场合作程度还不高,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市场合作程度有明显提高。实证结果也表明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程度的提升将会增进东亚各经济体的福利收益水平。

美国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面临日益增长的对外经济援助需求与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所造成的两难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肯尼迪政府提出了援助负担分担政策,并推动形成了国际援助体系。美国的这些举措对日本外援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美国迫切需要并采取切实措施敦促日本分担其在东亚的援助负担,使得日本的对外援助一开始就向东南亚倾向;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援助体系形成之后,作为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日本的对外援助在援助数量和质量方面都需满足相应的要求。

东南亚海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进路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围绕海洋问题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基点。东南亚海域自古以来就是国际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交叉点,也是海上交通枢纽。在东南亚海域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拥有从地缘政治理论、原生态共同体、贸易往来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积淀的历史基础,还拥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平台、“东盟共同体”、“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自由贸易区”所代表的地域性共同市场以及中国-东盟基金等的现实基础。以历史和现实基础为前提,大力宣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思想,深度了解“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加大政策宣传以做到“心心相印”,谨防域内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以及推广“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的经典示范等,成为构建东南亚海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