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中国现代文学,自周作人始,即出现一种具有归隐倾向的审美情绪。废名、沈从文 和汪曾祺,就小说创作所体现的恬淡自然而言,似可看作周作人一脉;但是,废、沈、汪这三位具有 师承关系的作家,其对人生和自然的情趣,既超越了周作人,又各具鲜明的个性。通过对三人小 说创作的梳理,揭示其返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与审美追求及其相互的联系与差异,从而呈现 三位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

撑拒背后的“和解”姿态——从《萧萧》看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

与其说沈从文小说表征着对现代性的"撑拒"形式,不如说其内部的复杂与歧义性使其获得了与现代性的"和解"姿态。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萧萧》内部呈现出的多种面向进行解读,试图对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做出揭示。

沈从文、福克纳小说的神话——原型阐释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天地"可被视为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神话体系,但两人对各自创作的神话—原型模式结构的阐释不同:沈从文的小说呈现了"神之再现"的原型模式;福克纳的小说展示的则是"神之解体"的原型模式。二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着不同的神性和人性。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边城》两英译本解读

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以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外译的原因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语接受者、译者与发起人之间关系等影响翻译的因素,得出戴乃迭译本倾向于异化,金堤和白英译本倾向于归化。两译本都尽力本着忠实于原文和忠实于读者的态度,遵从了忠实原则,同时他们竭力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联结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考辨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文学研究界:1949年,他因"战国策派"的身份而受到不公正对待;1980年后,却又被诸多研究者排除在该流派之外。虽然沈从文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形态史观"、"英雄崇拜"和"五四运动"的评价诸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在思想、创作层面又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他不但是《战国策》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编者和作者,同时在"国家至上"、"文化反思"与"生命崇拜"等问题上,也与这一流派成员的核心理念有着诸多内在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应该被看作是"战国策派"的一员。

片面的深刻——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

沈从文主要从乡村中国的文学视野和价值体系出发反思都市文明,深刻揭示人类在都市化过程中所付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代价。但由之形成的情感和思维的定势也囿限了他,使他未能更多关注都市生存的其他向度。他的都市小说在文学发现和文学表现上的优长和缺失都相当明显。这不仅影响了他文学世界的深度建构,而且导致他文学创造整体上的不平衡。他以一种"片面的深刻"的小说形态阐释了都市文明的现在和未来。

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种阐释

沈从文在非典籍文化层面和典籍文化层面,都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传统在精神上有着“血缘”关系,以传奇为依托关注生命的神性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作家以现代理性反思湘西生命的存在形式,用自己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建立起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瞩目“民族精神重建”,完成了传奇传统与湘西世界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

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

师陀早期作品既有左翼文化的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品格,又有贪恋风景、关注生命主题的京派文学特征。本文认为,他虽游离于京派作家群,但其小说创作深受京派文学的影响,足可视为京派作家。

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人性内涵

建构人性小庙或展示美好的人性,是现代苗族作家沈从文为自己所设定的文学目标。而在沈从文作品中,美好的人性或人性美不仅具有独特的内涵,而且广泛在性爱与人性、道德与人性、社会与人性等多重层面上得到展开,具有多方面文化意义。

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

1962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细节亟待澄清。而现存的1962年7月至8月的《茅盾日记》和《顾颉刚日记》中保留了周扬、沈从文与这次会议的关系,这些材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研究周扬和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沈从文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学的移用

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展开的时代语境下,民间文学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价值也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们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并在他们的创作中运用民间文学,沈从文也不例外。"筸人谣曲""劳动号子""小调"这三种形式的民间文学在沈从文乡的土小说中体现最为鲜明,沈从文众多文本中都对它们进行了移用,使得其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增添文本表现的地方性色彩还是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两个向度上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进而鲜明地服务于其乡土小说写作的美学意蕴,体现出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不可忽视的深厚关系。

他者的本土——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有根深蒂固的湘西本土情结,同时他的现代知识分子身分又使他在反观湘西世界时具有一种"他者"眼光,他从"本土"和"他者"这两个身分的矛盾统一中孕生出自己富于个性的文化及文学观念,从而构建了他那风格特异的湘西世界。在今天看来,沈从文的美学选择具有反思现代文明及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瞻性。

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创作理想的悖论性

沈从文绘制的“湘西世界”神奇瑰丽,但浓郁的诗情画意仍无法遮蔽其情感的矛盾与思想的困惑。“美丽总是愁人的”不仅道出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与复杂体味,而且也寓示着其文学理想内在结构的悖论性特征。

沈从文治学方法探析——兼述另一种器物类型学的研究

1949年以前,沈从文潜心文学创作。1949年前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沈从文无可选择地弃"文"从"物",转入文博研究领域,广泛涉猎各类器物研究,尤以古代服饰和工艺美术制品的研究用力最勤,建树最多。他治器物之学,既能善用史学考据的方法,对文物的年代、功能等进行考证,又能将不同文物分门别类,察其始终,以观演变之轨迹,尤其能透"物"见"人",探讨文物背后的人与文化。沈从文未曾研习考古类型学,然其治学方法却能暗合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与郭沫若、梁思成等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古建筑的研究具有相同的治学路数。梳理沈从文治学成果,总结其治学方法,对当前的文史研究或有裨益。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论沈从文小说《丈夫》的嵌套叙事

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运用了嵌套叙事的叙事技巧。《丈夫》中的嵌套叙事与主体叙事既构成了对比、类比关系,也构成了隐喻关系。在对比、类比关系中,这一叙事手法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即社会现代性的时间观和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观,也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即都市空间和乡下空间,作者的写作意图显然都倾向于两种不同的时空观中的后者。嵌套故事对主体故事的隐喻则将这两种不同维度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叠加到一起,表达了作者对诗意人生和现实生存的痛苦思考。

沈从文小说中的性爱思想谱系及其文化价值

沈从文小说的性爱书写主要源于地方风俗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沈从文把充满激情的性爱当作"爱与美的新的宗教",以两性之间自然的性爱和情欲来高扬不受现代文明约束的野性,其中饱含着对生命力的赞美,以期通过对野性文化的呼唤,唤起有血性的民族精神。通过性爱形式发掘民族古老文明的根源以重建民族文化,成为沈从文的文化重建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