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陆士谔中医及社会变革思想探微

陆士谔是清朝至民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中医家,也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小说家。作为医学实践经验丰富的名医,他对中医发展史的阐述展示了其宽广的中医视角,他对中西医关系的论述体现了他对中医的高度信心,他对中医阴阳生克理论以及中医诊断特征的见解体现了其深厚的中医造诣。陆士谔的小说不仅揭露、批判现实,对未来还具有惊人的预言能力。他在中国落后、灾乱频仍时期对百年后中国美好未来的诸多精准预言,令人折服。他对医学新发明的科学幻想,是支撑他超越时代成功预言中国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

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陆游诗歌中的“卷帘”事象初探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诗歌的言事传统被强大的言志抒情话语体系所遮蔽,事象并未得到广泛的关注。陆游的卷帘事象蕴含生机勃勃的立体感和丰富性:一方面,卷帘事象的审美意蕴既包括帘同“月、影、燕”等唯美意象结合呈现出的动静美,又包括时空同构产生的立体美;另一方面,“卷”之后的思考和“帘”之外的观照是陆游对个人苦闷心绪的宣泄;卷帘事象建构的诗学价值,不论是对诗学理论研究还是当下生存都有一定的助益作用。对陆游“卷帘”的考察和分析,显示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有利于开拓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两部较为知名的专门评说苏轼诗文的文话、诗话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指出二书体例不纯,采辑随意,并杂收明人著述,故怀疑其是伪作,但未能定谳。今人因缺乏确凿证据证成其伪,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所利用。实则《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为伪书,二书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冒名元人陈秀民,别署书名,以充秘本。如此,以往建立在二书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和结论,应重做审视。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新安医家吴楚运用温补思想辨治痰证经验探析

吴楚是清代著名新安医家,通过对其《吴氏医验录》中痰证相关病案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温补思想在痰证辨治中的运用。吴氏认为,痰之所生主要归责于脾肾两脏。脾虚则水湿不能运化,从而停聚为痰;肾虚则肾水无以牵制,上犯为痰。临证之时以脉为重,滑脉为脾虚生痰之象,脉沉主肾虚生痰之象,不同兼脉象意有不同。痰、涎二证有异有同。涎证属虚,而痰证有虚有实,然均施以温法,但二者温补之时有所差别。涎证温补多以甘温之品补肾健脾,痰证温补或用苦温之品温燥湿痰,或用辛温之品温散寒痰,或用甘温之品温运虚痰。吴氏确定了以大补温剂治疗痰证的治疗原则以及燥脾土、培肾阳的治疗方法,临床形成六君子汤、八味丸为代表性方剂的温补治疗体系。

石鲁《学画录》的创作美学研究

“以神造形”是石鲁《学画录》关于创作美学的核心主张。一方面,他通过“主观”“客观”“一般”“个别”“抽象”“虚构”等现代概念和语汇重构了以“心”“物”“形”“神”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范畴,还原了国画创作的心理图式;另一方面,他又以“意”“理”“法”“趣”分疏国画创作中的“笔”“墨”“形”“意”等技术原则,重申了“物我同一”“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学画录》的美学主张,见证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的探寻历程,同时也是新中国“十七年美术”赓续传统、谋求创新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云门宗第九代祖师寂室慧光事迹、佛法考

慧光禅师作为云门宗第九代祖师,诸灯录多略其事迹,致其生平经历如罩雾中,学术思想亦渺茫难测。今考索群书,知其曾先后住持过灵岩寺、瑞岩寺、国清寺,大约活动于公元1101—1159年前后。其禅学思想尊重师说,好用公案,论理则常以声音为喻。同时,他作有《寂室净土文》以阐发其莲宗思想。

《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生平考

关于龚用卿的生平事迹,诸家学人的论述主要是基于《明史》《明世宗实录》的片段记载以及《国朝献征录》中的龚氏墓志。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云冈选稿》等几部龚氏家传文献为新材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龚用卿的生平事迹,也可以确定《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字鸣治,号云冈”或“别号云冈”,其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十七日,即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公元1564年,龚用卿的生卒年应该标为“龚用卿(1501-1564)”①。

《中国土司制度史》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明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界一部较全面关于土司研究的著作,其内容涉及众多区域土司承袭次序,但同时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文章以《明实录》为依据,对龚先生著作中的遗漏做些拾阙补遗工作,使其更加完整,为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

苏轼海外集版本述略

海外集是苏轼在海南期间所作诗文的选本,现存版本主要成书于明末清初,大体可分为“居儋录”及“海外集”两个版本系统。其中,“居儋录”版本有明陈荣选、曾邦泰,清王昌嗣、韩祐、刘凤辉编本;“海外集”版本有明戴熺,清樊庶、王时宇编本。“居儋录”早出,影响到“海外集”的编纂体例。“海外集”后出转精,突破了“居儋录”的范畴。两个版本系统相对独立,但又存在交替影响。厘清苏轼海外集的版本情况、源流脉络,能助推苏轼海外集版本研究的进展。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

《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受政治运动影响最为明显,但在政治运动之外,学术研究是否也影响到人物注释的评价?如何体现 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注释的变迁显示出,学术研究参与到人物重评的过程中,发挥着或推波助澜,或导其先声的作用。人物的重评具体体现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内容和形式的细微调整,昭示出编辑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艺。

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

从目录学角度看,王昶《金石萃编》综合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录文、辑录与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编纂体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在其基础上,通过“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对这一体例进行了完善,使得这种目录的编纂结构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辑考体金石目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据拓本进行汇校汇订的基础上,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的别裁与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相较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而这也是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兼具集大成特点的根本原因。

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二者界限何在,能否互相跨越,曾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该文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审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揭示文言重新崛起的原因:一时代学风的转移,中国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顺利推广等,同时对高考作文《赤兔之死》以及新时代文言写作的主要特征,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

《明实录》是官修有明一代的历朝实录,这部记录国家朝章政务的重要文献,记载有明朝与朝鲜王朝服饰往来条目五百余项,这些记录中的相关事件、服装品类与名称是进行明代纺织服装史研究的一手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明实录》中明廷赐给朝鲜的服饰(含衣料)情况,藉此探问史料背后的两国"服饰外交",解读明朝对外藩朝鲜服饰外交的礼仪规格,以及朝鲜对属国明朝服饰的接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