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转注说”述论

曾运乾的《说文转注释例》是一篇探讨“转注”学说的长文,该文提出“建类一首”的“类”是“声类”,“首”是“部首”,在此基础上把转注分为建类加形与建类加声两大类,进而构建了曾氏的转注学说体系。曾运乾研究转注遵循了形音义统一的原则,对于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其转注研究突破了文字学的界域而深入到词义、音转等领域,为转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转注学说注入了新内容,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糸”之新解

现今大多数学者根据《说文解字》将“糸”释义为蚕丝,显然这将无法解释“糸”字符的出现(BP 7100)早于蚕丝的应用(BP 6000)、“糸”的象形特征与蚕丝形态上的偏差、“糸”部字大多与蚕丝无关的三对矛盾。何况《说文解字》本身对“糸”与“丝”的释义并不存在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此两字有对等之意。“糸”字在时序逻辑和史实存在上都与绳线即编、捻形成的纺物的制作和结构更为一致,而将“糸”释义为绳线或加捻束纤维而非蚕丝,显得更恰如其分、客观和符合史实。相比自然存在的细长体,“糸”具有人为操作的特征,如集束、加捻和根据需要可无限接续延长,即便是对短纤维。

《说文解字》专设部首统辖一个表意字的原因探索

《说文解字》只辖一个表意字的74个部首中,30个部首是根据归部的需要而另行设立的,部首、部内字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合体表意字的归部处理,遵循着归部和谐的原则,按照编排体例来进行。30个合体表意字在归部时,舍弃字形中业已存在的现成部首不用,而另外设置一个部首来归部,是为了让合体表意字以及字形中充当字头的义符归部和谐。部首的选择与设立,受《说文》统一的编排体例的制约。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说文》“一”的编排及其文化内涵

许慎著《说文》,立部首540部,以“一”为群部之首,自有其编排逻辑而未尽言。《说文》整体编排的逻辑顺序为“道—天道—人道—地道”,其中“道”即无形的“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王道得以依附的思想基础。“一”之所以有如此权威性,一方面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丰富文化内涵的加持。此外,“一”为群部之首,还同许慎对“六书”的理解和对部首字所从“一”及非部首字所从“一”的比例关系的考量有关。

从韵文和谐声看朱骏声的泰部独立说

本文讨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独立的韵学思想。通过“履泰合用:(履部独用+泰部独用)”方法统计履部、泰部的谐声字组和韵段,我们发现履部和泰部在不同的音韵材料中音韵关系不同:履泰合用诗经韵文占9%,群经韵文占38.67%,谐声字组占54.08%。这表明诗经韵文中的泰部独立性最强,朱氏泰部独立的主要依据是诗经韵文。

《漢語大字典》引用《説文》相關問題獻疑

《説文解字》是歷代辭書編纂時的重要參考,也是《漢語大字典》(第二版)解形、釋義以及確立本義時的重要依據。檢核《説文》諸版本及歷代成果後,我們發現《大字典》所引《説文》在文本與釋義上均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本義誤設、體例不一、句讀有誤、字形不規範、理解不充分等。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中华先民虎神崇拜历史动因考

虎属哺乳纲猫科,乃百兽之王,并被中华先民不断演绎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民俗现象,尤其是虎神崇拜引人注目,但是学界对其成因解释歧见甚多。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说文解字》虎部字词、《诗经》等传世文献,证以“虎豕斗”系列地下出土考古文物,可窥悉人类迎虎、祭虎古礼的真实动因是老虎能捕食田豕、野鹿等农害,有效维护生态平衡,故被先民尊作农业的保护神。道家宗师庄子“虎狼,仁也”精彩命题的提出,更是凸显出“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等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给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馈赠了宝贵的知识经验、生存智慧,从而破译我们赖以根植的民族秘史。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雷浚《说文段注集解》略论

清代学者雷浚的《说文段注集解》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重新分类和系统编排的一部巨著,作为近出新材料,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传本,鲜有人研究。该书摒弃了“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方式,采用编画法和自然分类法对《说文解字注》重新编排,删节了各字条的说解,并新增一些字头和双音节词,在具体内容上少有创新,但用字上多有变动。该书为段学研究和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分类不全、体例不一、字词关系混乱等问题。

《说文解字》二徐本“酉”部字比较研究——以徐铉和徐锴版本为例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解说字义字形、辨识音读的字典,系统完备,影响深远。其现行版本由宋代徐铉校订,俗称大徐本,徐锴在大徐本基础上,又加入自己的补充说明,形成《说文解字系传》,俗称小徐本。二徐本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文章选取其中的“酉”部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二徐本在编排体例与解说体例方面的相同与收字数量、部内字序、注音方法与注音用字、六书归部、释文、篆字与重文形体等方面的不同,并总结二书各自的独特之处,如:大徐本增添新附字,部内所编排的字序也更合理,并有注释;小徐本的按语注释丰富多样等。

基于语料库方法的数字化《说文》学研究环境的构建

本文讲述数字化《说文》学产生的背景、必要性和构建基于语料库方法的数字化《说文》学研究环境的设计思路,并说明利用计算机研究《说文》的初步成果,以及数字化“说文学”在中国文字学研究创新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汉语字词本义研究的误区

本义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教学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误将《说文解字》的造意与本义相混淆;一味求古,排斥后出本字作为推求本义的形体依据;误将声训等实、德、业互释视为本义;以今律古,误将后起引申义、假借义作为字词本义。本文着重就以上四个误区进行揭示和分析。

古汉语植物名的同名异实研究

古汉语植物名中的同名异实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尔雅》、《说文》中更是大量地记载了草木虫鱼鸟兽同名异实之例。这一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规律:或状同形似,或颜色相近,或事理相类。古汉语植物名同名异实还表现出"同种同名"、"种属同名"、"同科同名"甚至"草木同名",这一现象的产生则与人们早期的分类认识有关。

《说文》新附俗写源流考辨——基于郑珍的《说文新附考》

《说文》新附字大多是汉魏以来产生的俗字,也有少量《说文》失收的古文,其中不少字近代以来成了常用字,它们的源流演变值得关注和研究。在郑珍《说文新附考》的基础上,利用俗字理论和俗写变异规律,可以进一步辨明新附字的源流演变。

徐铉反切与《唐韵》反切的差异

徐铉以《唐韵》为依据为《说文》加注反切注音,因此徐铉注音与《唐韵》注音的一致性非常明显,但从韵书收字的规模、徐铉切语用字的变化以及徐铉注音的实际结果出发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从里耶秦简看“书同文字”的历史内涵

里耶秦简进一步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一般理解的统一字体,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体现了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