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叔孙通“起礼乐”之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述论

叔孙通“起礼乐”是汉代历史与中华礼乐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原因为: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早期先王奠定的制礼作乐的圣教传统,早期儒家探索儒学与政权结合的努力尝试与先圣前贤恢复周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理想以及文化群体存亡继绝的责任担当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促使作为儒生的叔孙通勇于担起“起礼乐”的重任;从现实条件看,“起礼乐”所需典籍缺失,儒生群体的集体努力,汉初亟待休养生息的局面,不同区域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偏见与对楚俗的偏爱,造成“起礼乐”的现实困境。然而,叔孙通以“希世”“度务”的策略,不仅基本建构了汉初礼乐文明制度与礼乐文明新形态,而且赓续了中华礼乐文明。

从叔孙通到公孙弘:儒学在汉代演变的轨迹

从叔孙通到公孙弘,画出了儒学在汉代演变的轨迹,充分表现了儒学终于完成了对专制政治的适应。与董仲舒改造儒学将之引向神学化和宗教化不同的是,以叔孙通和公孙弘为代表的儒宗人物使儒学完全世俗化、实务化甚至奴性化。他们对儒学发展走向所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实践中,毕竟无法与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相比。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论叔孙通何以成为“汉家儒宗”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他为儒学在汉初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儒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从叔孙通本人的性格特点及处世艺术方面出发,分析他身上具备的品质和精神,从而说明他"何以为儒";从他对儒学的贡献分析他如何从实用的角度使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学的作用,使儒学与政治初步结合,从而说明他"何以为宗"。

司马迁笔下的叔孙通——以《史记·叔孙通列传》为中心

对于叔孙通这个历史人物,后世学者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如仅以道德判断去衡量,则未免偏颇。通过分析司马迁笔下叔孙通的性格,兼顾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可以发现其性格的缺陷和制礼的副作用,通过人性的角度也看到其为政的智慧和功劳。

新时期以来儒家学说与汉初政治关系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汉初墓葬的陆续发掘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讨论,揭开了汉初儒学与儒生研究的新篇章,"汉初统治思想为黄老学"说开始受到质疑。围绕汉初儒学及儒生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汉初儒学发展研究,儒生生存状况研究,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的主要思想家研究。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需关注,如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内在统一性的把握、人物研究缺少深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