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文化视阈下宋代服饰审美研究

文章从器物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图像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古籍文献、传世图像与出土文物中钩沉索隐,撷取宋代家具、瓷器类型与服饰形制风格,或就色彩装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推理宋代服饰器物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研究表明:宋人对待家具、瓷器及服饰器物文化的态度,既有承续传统的“大道至简”思想的体现,也有文人精神与“世俗化”思想的体现。宋代服饰基本遵循清雅简素,但局部装饰却材美工巧、富丽雅致,其服饰形制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世化”特征,这是宋制汉服能够在当代社会流行的重要原因。文章为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必要的理论支撑。

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注意。

论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关联

郭店简《性自命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情”的关注,充分肯定情感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同时强调用诗、礼、乐陶冶性情、培养德行,从而使道德在人的内心扎根。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来看,简文论《诗》具有强烈的主“情”或重“情”色彩,它在充分肯定真性情价值的同时,也主张用礼义来合理地规范、引导、约束情感。从两篇文献对于性情观念的阐发及情与礼关系的揭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诗学关联。以《性自命出》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性情学说与礼乐教化思想是《孔子诗论》评《诗》论《诗》的思想来源,《孔子诗论》将早期儒家的性情哲学与礼乐教化思想绵密无间地融入了《诗经》的阐释中,呈现出尚情性、重礼义的双重特征。

论《秋兴八首》的气氛空间与悲怆审美

杜甫作为唐代诗人中的集大成者,其组诗《秋兴八首》可谓巅峰之作,长期以来学者对其评价甚高。而该组诗物色万象、触物起情以营造气氛的感兴创作手法,与近年来西方美学中的“气氛”美学理论不谋而合。“气氛”美学作为审美批评的一种新理论,让美学重返生活,扩大美的研究视域及空间。将其气氛之物统摄的性情化在场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理论结合来分析《秋兴八首》,发现其意境情感张力来源于对自然美的流连,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以及超然性、无我性与愁闷、飘零现状形成对照而构成超验空间,这为进一步全息性地感受中国诗词佳作的魅力提供了新的启示。

钟惺的佛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钟惺年少时便与佛教结缘。他多年来深研佛典,并著成《楞严经如说》以阐述自己的佛学主张。因笃行佛法,其思维方式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中的世界观、轮回说、心性论和破除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写景状物、造境抒情的文学创作手法。因而,在钟惺的诗歌中常常表现出奇特的时空感、变化的新旧观、强烈的主观性以及多样的矛盾感。佛学思想作为建构钟惺文学思想的因素之一,是分析他诗歌特色和创作思维的重要角度,为深入理解钟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研究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其“形式”以“评论”为主,虽然唐代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不多,但两宋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却很多。在政治层面,唐代官方并不提倡韩非之学,宋代官方对韩非的态度较为模糊,但是两宋学者评论韩非受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影响,大有影射王安石之意,后来直接将王安石与申韩一起并入异端邪说名录。在价值取向层面,儒家本位意识突出,特别是儒家道统观念流行以后,“门户之见”成为评判韩非的前提预设。在主要命题层面,除去沿袭《史记》对韩非生平事迹、学术宗旨的评价外,基本是在评论历代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附带提及韩非,将其作为评判历史问题的负面价值评判标尺。

儒家教化思想与颂体的社会功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说,具有显著的教化功能,在维系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家教化思想逐步确立,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教化的主体、对象、场所、内容,乃至产生了专门的释奠、临雍之礼。颂体是由《诗经》“三颂”演变而来,由于其独特的文体功能,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传播载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写作方式。

程雄及其《松风阁琴谱》研究

程雄《松风阁琴谱》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清代琴谱。考诸史料,以琴道名世的程雄实为明遗民,活动于万历末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为流传师说、托故国之思,康熙十六年(1677)左右,程雄搜辑前人未刻琴曲,编成《松风阁琴谱》二卷。该书现存8种版本,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最完整。《松风阁琴谱》指法排版清晰,对前人记谱加以简化、规范;所录《卜居》音文俱奇、《忘机》增订求新,处处可见“尚奇”“求变”的美学思想。程氏明遗民身份的确定,《松风阁琴谱》全本的发现,进一步推进了明清琴学研究,反映出易代之际琴人的思想,有助于琴乐美学意趣的探讨。

禅宗思想影响下的宋代瓷器

禅宗思想作为佛教在中国影响文人思想较深远的学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吸取儒道思想并广泛深入到中国哲学、文学、社会生活等方面。宋代禅宗兴起之时也是宋瓷造型达到高峰之时,宋瓷的器型以内敛含蓄、高雅秀美等特点得到世人的喜爱,出现了许多为后人所推崇的经典釉色、造型,这些出现无不受到宋代禅宗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宋代瓷器的造型釉色特征,来论证禅宗对宋代文人思想的影响。

《葛覃》的主旨与“归宁”的本义

正确解读“师者”“葛”“归宁”的含义是理解《诗经·周南·葛覃》主旨的关键。由“师者”可以推断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子,“葛施中谷”“黄鸟集木”只是兴起嫁娶之义。“葛”在《诗经》时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制葛成衣”是女子出嫁前的必修课,属于妇功的范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诗经》时代,已出嫁的贵族女子回家省亲不合礼法,“归宁父母”应当被解为“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宋代文士阶层的美学思想在陶瓷器物上的表现——以洗为例

宋代的陶瓷器物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美学思想,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而“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群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精神文化的最高拥有者,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宋代文士阶层的美学思想是对陶瓷器物造型、釉色、纹饰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见解,同时又能将这种审美思想贯彻到陶瓷器物的设计和生产中。本文主要以宋代陶瓷洗为例,从洗的造型、釉色、纹饰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及对文士阶层的美学思想在陶瓷器物上的表现进行阐述,探讨宋代文士阶层审美在陶瓷器物上表现。

汪榕培《诗经》英译中的“赋比兴”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叶嘉莹的心物论作为研究方法,将“心”理解为作者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方式,将“物”理解为原文中的环境、背景等客观要素,以分析汪榕培的《诗经》翻译。通过主客观的统一,探讨汪榕培译本的准确性、贴近度、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于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以及《诗经》研究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在传统诗学中,作为“诗之法”的“赋比兴”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且具有特殊性的诗学理念。汪榕培的译本很好地把握住了英文诗歌的结构和节奏,使得原文中庞杂的画面变得整洁和有条理,这是其译诗的难能可贵的优点。

范成大农业经济思想探析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成大始终爱悯农民、重视农业。为官期间,他尽职尽责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同时写有大量反映民生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范成大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加强水利建设、精耕细作、轻徭薄赋、赈灾救灾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究。不可否认,范成大的农业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对当代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通史视域下许嵩历史编纂思想研究

中唐史学家许嵩以前代史书为基础,著成《建康实录》一书。在对《建康实录》进行研究后发现,许嵩的历史编纂思想是对历史变易思想的继承,他还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审视历史问题时,许嵩受多种因素影响,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探讨六朝兴衰;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许嵩受正统观和民族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与以往史家不同之处——统六朝为正统;在史书编纂方式上,许嵩仿效裴松之等人,提倡博采,大量征引古籍。

宋代服饰文化与岁时礼俗互动研究

从礼俗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岁时礼俗互动中的宋代服饰文化。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对两宋时期岁时礼俗与节日服饰文化内涵进行归纳与分析,结合相关考古发掘的服饰实物,提炼宋代岁时节日服饰文化价值。研究表明:首先,宋代服饰风尚简约与富丽并存,反映出宋代民众生活审美旨趣与时尚观;其次,宋服除了“服用”的基本功能之外,宋代岁时节日服饰颇具应时应景的寓意,还与人生礼仪关系密切;此外,宋代节令服饰造物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具有很高的艺术和造物价值。文章通过挖掘宋代岁时节日服饰所蕴含的审美旨趣、艺术智慧和造物思想,以及宋服礼俗的文化价值,反映宋代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以促进宋代服饰文化传承与传播。

阿瑟·韦利对中国《诗经》的文化误读与误译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他出生于英国却有着犹太血统,这使得他具备东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是英国经典主义者,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尤具天赋;他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与中国文化结缘并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阿瑟·韦利对中国古典诗歌绘画的翻译兴趣及其精通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翻译素养、面向大众读者的翻译目的和以自由体诗传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策略,使得他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译作在西方广泛传播。通过分析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和翻译思想对《诗经》翻译的影响,从中国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伦理道德文化几个方面分析了阿瑟·韦利对中国《诗经》进行文化解读时存在的误区,指出其文化误读误译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正确传播——跨文化典籍翻译必须做到精准理解和传达对象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化,否则,其传译成果可能出现“文化失真”。

“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洛阳伽蓝记》“夜行罪人”中的典中典

《洛阳伽蓝记》中的“夜行罪人”一语是典中有典。李延寔用了《三国志·魏志》中田豫请求退休的典。而田豫其语除了涉及汉代《二年律令》外,还使用了《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汉代阐释中的两个典。“夜行罪人”四字充分表达了李延寔于高龄之时接受皇帝外甥委任时的复杂心情。

晏殊词学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晏殊是北宋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以词著称于文坛,有“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存世有《珠玉词》,存词138首。晏殊虽然没有独立的词话,但是从他的词作及其与当时词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其词学观点。晏殊在词学实践中,表达了鲜明的词学思想:“尊体”的创作立场,“尚雅”的美学追求,“尚理”的情感基调。晏殊的词学思想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兴《挽宋教仁联》献疑

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均收录了《挽宋教仁联》,但此联并未见于当时的报刊,也未见于当时编辑出版的宋教仁纪念书籍,而且对其作者还流传多种说法。因此,此联的真实作者,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