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多尺度非对称影响——基于STVAR模型

本文以货币供应量为状态变量建立不同频率下的STVAR模型,考察了不同时间尺度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变量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效应,同时该影响具有非线性的特点。在低频尺度下,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总额产生不断增强的正向影响;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总额则表现出短暂的下降,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一直维持在正效应水平。高频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在短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是随着货币政策和时间频率而变化的。低频结果显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放大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溢出效应,此时,我国通货膨胀水平最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基于STVAR模型的信息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目的/意义】服务经济背景下,信息产业服务化趋势显著,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显著。考察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探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构建STVAR模型并计算脉冲响应函数,对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结论】研究表明,信息服务业、第三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信息服务业对GDP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但第三产业对GDP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对美出口贸易与产出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战”视角

基于中美"贸易战"视角,构建包含实际产出同比增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同比增速和对美实际出口同比增速三变量的时变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TV-STVAR)模型,分析对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所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相对于在时间断点后而言在断点前对美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影响,并且对美出口贸易冲击的大小在断点前具有显著非对称性,而在断点后未表现出非对称性。因此,与断点之前相比,目前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对美出口贸易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经济周期阶段转换视角下财政乘数测算与财政政策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平滑迁移VAR模型,测算处于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财政乘数,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政策的作用机理与福利损失进行度量。结果显示:首先,财政乘数在紧缩阶段大于扩张阶段,体现出显著差异性、非对称性与逆周期性,且对投资的带动作用最强。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扩张阶段明显减弱,体现当前财政政策操作的逆周期特征;其次,在收缩阶段,财政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持续有效期限可达到5年,但是对应的福利损失较大,可以达到扩张阶段福利损失的3倍;而扩张期间的财政政策效果可以维持2年左右,但福利损失较小,这表明经济扩张期间政策效果较弱,适宜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的微调工具。目前我国逐步由紧缩时期迈入扩张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尚未到退出时点,因此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量不同阶段政策效果差异,并将紧缩时期扩张政策的长期福利损失纳入分析框架,以实现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财政政策产出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

尽管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条件下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但国内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Q1—2019Q4我国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类支出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出效应,并就我国财政政策的金融周期特征进行了识别。结果发现:与金融繁荣阶段相比,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在金融衰退阶段更强;在金融繁荣阶段,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为负;财政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财政消费支出;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顺金融周期特征。有鉴于此,逆金融周期的财政调节与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财政当局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国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吗?

本文基于中国2002年-2019年间268维月度经济金融数据实现中国政策、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的分离测度,并进一步利用动态溢出指数以及STVAR模型考察其关联机制与影响动态.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推升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受到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的正向反馈影响,然而其影响效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生了显著逆转,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后危机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受不确定性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摩擦强度等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加剧作用会随着不确定性水平和金融摩擦强度的提高而明显增强,但在经济平稳运行期间可以得到有效缓解.这些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宏观不确定性的理论内涵、合理把控经济体的不确定性水平、切实完善中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效应研究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其对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效果的精准测度。为此,本文利用经济增长及财政收支1992年至2013年的月频数据,运用STVAR模型及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法从多个视角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财政政策类型角度下还是不同经济增长状态角度下均对产出存在非对称影响,据此提出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相机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注意宏观调控的稳步推进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等建议。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传导路径——基于资产价格渠道的阶段性分析

后疫情时代美联储开启长期持续加息,引发中国资产价格下降和美元债利息成本高企,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本文基于STVAR模型考察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内美联储加息通过汇市、房市、股市和债市资产价格渠道对中国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三类经济增长动力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通过引发人民币贬值刺激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增长,总体上导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减小;美联储加息引发中国房价上涨,进而刺激中国消费增长并促使中国投资在中国经济扩张期和收缩期内分别增长和减少;美联储加息在长期引发中国股价下跌,进而导致中国消费和投资减少;美联储加息通过引发债券价格下跌抑制中国消费和投资。本文为美联储加息冲击下中国经济维稳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