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东坡入赋:苏轼经典化的独特视域

《历代辞赋汇总》收录有210余篇以苏轼为素材的赋作,在唐宋文人中数量位列第一。这些赋作取材广泛,涵盖了苏轼的诗文、行迹与生平轶事,体现出对苏轼的全面接受,其中苏轼轶事尤为赋家重视。这些赋为苏轼经典化提供了丰富佐证,苏轼经典名篇、名句的流传情况在赋中得到再次验证。同时,这些赋作也为苏轼经典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清单,有助于发现和发掘出一些具备研究价值的个案与视角。赋以描绘铺排为能事,这些赋作对东坡素材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并通过生发、联想,对情节、物象、环境、心理及其文化意蕴等进行细腻而充实的描绘,往往将不满百字的素材扩充数百乃至近千字的文章,从而鲜活立体地展现出东坡的形象与风神,饱含后世对苏轼的敬仰与爱慕。

傅抱石人物画《苏武牧羊》与日本绘画关系考释

关于傅抱石的人物画《苏武牧羊》是否受日本绘画影响,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对比构图内容、人物形象塑造发现《苏武牧羊》很可能借鉴了中村不折的油画《苏武之苦节》,而傅抱石观看此幅画作图像的途径可能是他在日本收集的画册图录或通过国内的美术刊物《北洋画报》等。此外参照《苏武之苦节》可认为《苏武牧羊》的画题是“苏李诀别”,同时结合时局背景来看《苏武牧羊》的创作背后潜藏的是其深深爱国之情。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

李高洁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引发国内重要学者点评的《苏东坡集选译》与《苏赋》分别是通俗性与学术性的苏轼赋文译著,后者还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个别中国作家的赋别集,也是苏轼赋最完整的英译本。这两部译著继承翟理思、亚瑟·韦利等人译赋工作,是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海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李高洁在《苏赋》中对赋文体形式的翻译策略和苏轼文艺思想做了专门探讨,也体现在他的译文及注释之中。《苏赋》的译文吸纳钱锺书等学人的批评,对正文及学术注释都有增修。而《苏东坡集选译》作为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则采用了李夫人所作的艺术性插画与译文相结合的策略。考察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可以为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太平天国苏福省农村政治研究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为苏福省地方建设规划了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在李秀成的影响下,苏福省出现了一个以熊万荃和钱桂仁为代表的具有儒家化特征的施政群体。苏福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田凭政策是较"着佃交粮"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丝毫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只有1862年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才真正具有土地革命的涵义。苏福省的乡官制度,在继承前期基本功能的同时,其主观能动性更趋活跃。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苏轼与米芾交往述评

米芾是与苏轼有着长达二十年交往的宋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和文学家 ,他以为人疏狂、不合流俗著称 ,但对苏轼十分尊敬 ,师事之甚谨 ,是苏门的成员之一。本文根据有关资料 ,对米芾的出生年代、定居地点、仕途经历作了辩证 ,对西园雅集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奉儒守官 ,自比稷契 ,他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是支持的 ,对能持节不辱者尤表赞赏。但是 ,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 ,不应被贬职 ,故多次把郑虔比成苏武 ,为他鸣不平。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 ,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尺素频通》与晚清宁波商贸

台湾政治大学收藏的《尺素频通》,主要内容是清末泉州商人金叔在宁波经商期间所形成的商业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宁波不仅是当时中国南北货的交易中心,而且还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信件还表明,清末宁波市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取得市场优势,生活在宁波的泉州商人还借助电报来传递商品信息。

《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在杜诗学史上,以删除"伪苏注"为功劳最大,宋人对此早有定论。近代学界对此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对《九家集注杜诗》是否还存有"伪苏注"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郭氏《九家集注杜诗》还存在有少量"伪苏注";二是认为郭氏已经把"伪苏注"删除干净。笔者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所有的东坡条目作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和考查,认为《九家集注杜诗》中确实还有少量的"伪苏注"存在。

苏轼养生辞赋研究

苏轼是宋代乃至整个古典文坛颇有魅力的文学大家,在他的辞赋作品中,浓缩了他的养生文化思想。其中除了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饮食养生之赋,还有哲理养生之辞赋、神养赋、环境养生之赋等。苏轼的养生实践渗透着浓郁的文化意识与美学意蕴,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解读神童苏福的诗

该文概述明代潮籍神童苏福存世诗歌概况,解读分析苏福的诗歌创作成就,指出苏诗在内涵上表现追求功名的执着与壮阔高远之志向,有关人生无常的感叹与怀才不用的不平,还有咏月诗所表现出来的才思情致,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总体诗风豪纵、瑰奇、典丽,其表现艺术既纯熟而又不拘一格,往往独出心裁,取意新异独到,比喻切当妥帖,语言生动鲜活,神韵自然悠远。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