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东晋玄言—山水诗赋的旗手——孙绰

通过对孙绰作品的分析 ,说明山水诗如何从玄言诗中孕育生发出来 ,指出文学史应当加强对于古代公认而后人不甚重视之“文宗”

论孙绰的“以玄对山水”

孙绰所提出的"以玄对山水"美学命题,在理论内涵上,既融贯玄释,又贯穿于山水创作之中,从而沟通了人生哲学、宗教情怀与文学创作。具体地说,一是吸收了郭象的"适性逍遥"的玄学思想,形成出处同归的人生哲学;二是接受了支遁的"即色游玄"的佛学思想,表达离尘绝俗的宗教情怀;三是融合玄释,模写山水,构建了"山水—悟理—化情"的结构模式。

玄学与玄言诗

玄学是正始年间流行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潮。玄言诗和玄学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西晋玄学家追慕清谈风度,不重著述。东晋偏安江左,朝野苦闷,力追精神解脱,故玄风大畅。玄学与文学多方位交互渗透,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成熟玄言诗的产生。东晋后期至刘宋时勃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逐渐取代玄言诗。玄学在南朝仍余脉不断,直至隋灭陈后,南北重新统一才告平息。玄言诗和玄学一前一后退出历史舞台。

孙绰与李白的游仙文学比较——以《游天台山赋》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为例

游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备受历代文人的关注。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游仙文学中的两篇佳作。虽都采用虚构的手法借游山写游仙,两者却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主要是游山之时的侧重、虚实技巧的选择以及情感主旨的寄托3方面。对这两篇游仙作品加以比较,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孙李两位文人的创作心态以及文学风格的理解,并进一步了解东晋与盛唐在时代风貌上的巨大差异。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

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

孙绰玄言诗中存在两种状态 :玄理 ,玄境。玄理状态的玄言诗谈说玄理 ,淡滋乏味 ,是其主流 ;玄境中山水这一小状态的玄言诗较多地描写了美的自然。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 ,在中国玄言诗、山水诗乃至整个山水文学、整个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实游考论

《游天台山赋》是东晋文人孙绰的辞赋作品,亦是赋史中的千古名篇。然而孙绰是否真正到访过天台山,学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论,莫衷一是。通过考察孙绰的生平经历,深究《游天台山赋》的文本内容,分析《文选》的选录和分类情况,参考魏晋时期山水画的发展状况,可以证实孙绰确实亲临过天台山,《游天台山赋》是一篇实游之作。

从孙绰《难八贤论》析东晋出处回归现象

从有关线索可以推知,孙绰《难八贤论》中所谓“八贤”为四士四僧。在《道贤论》中,孙绰又将竺法护、于法竺与山涛、阮籍分别相比。名士与名僧的并论,说明其时二者关系的密切。其共同点在于体玄识远,这一现象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东晋时玄释合流的倾向。

两晋文学史料三考

"二十四友"集团与孙盛、孙统、孙绰三人,在晋代文坛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关于"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时间与其首领贾谧的生年,以及孙氏兄弟的生卒年和渡江时间,因史无明文,学界莫衷一是。故而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重新加以考索,确有必要。

孙绰生平考

曹道衡先生认为孙绰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卒于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现在学界多从其说。然考证孙绰生平,发现此说疑点颇多。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及孙绰著述等材料,推算其生年为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卒年为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并对其仕宦经历和作品作了简单的系年。

孙绰玄学思想浅析

孙绰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玄言诗人,其玄学思想深受王弼、郭象学说的影响。在本体论层面,孙绰倾向于“以无为本”的观点,提出“出有而入无”。在境界论层面,孙绰追求一种不废名教而德合自然、处身俗世而游心道境的理想品格,主张“出处同归”。又,孙绰将“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敏锐的文学修辞意识,被尊为“一时文宗”。

孙绰、许询文学史定位的形成--兼谈南朝文论中的观点承袭

南朝文论家、史学家转相祖述檀道鸾《续晋阳秋》,将孙绰和许询视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并给以较低的评价。自此几成定评。实际上,他们对檀氏原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首先,孙、许的创作实绩不在诗歌,论者却将二人"文宗"身份缩小为玄言诗人,这一诗歌史的定位导致二人文学史定位偏低;其次,忽略佛教对东晋文学的影响。由此反映出南朝文论更多关注诗歌等传统主流文体,缺乏对其他文体的关注。

孙绰碑文“辞多枝杂”覆议:以《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为例

孙绰为东晋碑文创作之巨擘,《文馆词林》录其《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全篇,为研读其碑文体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支撑。在学术因缘、生平际遇、社会思潮等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孙绰主动援赋法入碑,或掺入空论之语以衬托碑主形象,或棻铺藻饰某一事迹的前因后果以彰显自身所具有的“赋家之心”,故刘勰言其作品常“辞多枝杂”。孙绰援赋法入碑是两晋“碑文似赋”现象的充分体现,其扩大了碑文的容纳能力,使碑文语言更具张力,增强了碑文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为南朝碑文骈偶化积蓄了力量。

游走于儒释道之间——东晋孙绰玄学思想管窥

作为东晋中期著名玄学家与玄言诗派代表人物,孙绰主张儒、释、道三教融通,反映了当时僧人与士人、佛学与玄学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趋势。玄学思潮至东晋成为一种文化风尚,而在这种玄学老庄化、佛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孙绰无疑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