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联结与要素流动:开中盐法对明代西南边疆市场的影响

西南边疆是明代开中盐法实施的重点区域,开中盐法的推行在充溢边饷的同时也为边疆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中盐则例,形成了一种市场力量,引发内地商业资本和商人群体等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为边疆市场发展注入了经济活力。在开中盐法的吸引下,有不少内地商人进入云贵地区落地生根,撬动了西南边疆粮食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培育了本地商人群体。在内地商人与本地商人这两个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西南边疆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内地市场的联系也逐步加强。

盐商子弟查礼的绘画交游研究——结合查礼与水西庄诗人群体的视角

盐商查氏家族是清代天津风雅文化的重要赞助人和推动人,查礼是家族艺文活动的核心人物。本文引入地方诗人社群的概念,结合查礼与水西庄诗人群体的视角,研究查礼早年闲居天津时期与离津为官初期的绘画交游活动,着重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最后总结水西庄诗人群体在查礼绘画交游中的重要作用。

新旧之争:民国初期限制久大精盐公司设店案研究

民国肇兴,盐质改良提上了日程,近代意义技术化的精盐公司应运而生。天津久大精盐公司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精盐公司,自建立时起,携精盐之利发展迅速。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出现争持与杯葛,民国初年发生于南京的限制久大精盐公司设店案就是其冲突的一个代表。该案表面上是双方围绕在南京设店的争论,但其实质是新旧盐商争夺销售市场的冲突,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洋务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

扬州盐商住宅外部空间夏季热环境探究——以贾氏盐商住宅为例

为挖掘扬州盐商住宅的生态智慧,对扬州贾氏盐商住宅的外部空间微气候环境进行现场测试,分析盐商住宅外部空间中的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及风速的变化规律;同时结合天空视域因子(SVF),探讨盐商住宅外部空间形态对夏季热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扬州盐商住宅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形态具有良好的气候适应性,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紧密结合,形成了渐进的热环境梯度特征。

清代长芦盐商承办内务府“永庆号”引地考论

清代中期,内务府在长芦盐区拥有“永庆号”21处引地,并招募长芦盐商承办这些引地,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利银。从乾隆十五年(1750)到嘉庆初年(1796),近10位长芦盐商先后轮流承办永庆号引地,并觅请了大量的保商,这些盐商的利益与皇家利益由此被捆绑在了一起。承办商尽力维持永庆号的经营,在获取余利的同时为内务府贡献巨额的利润。到乾隆朝后期,永庆号已经成为承办商的沉重负担,山西凤台王氏、浙江鄞县王氏家族都因此而走向破产。这个过程反映了清代皇权对盐商的剥削和控制。

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 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基于因果机制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不是单一线性变迁发展的,而是在官卖、商卖以及官商合营的模式下实施的,且在宋代等朝代还存在制度的往复现象,这个过程是在政府全程控制和放开商营的曲折往复中逐渐彰显自由市场意识的过程,在政府、盐商、民众利益间博弈。本文尝试用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解释分析食盐专卖制度的因果机制、变迁过程和不同制度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变迁属于制内变迁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建立,都离不开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建议制定实施融合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具有现代混合经济性质的中国特色经济制度。

清代两淮盐义仓与江苏社会救助

清代后期,国事蜩螗,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下降,民间社会救助的力量日益上升,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缓解两淮地区严峻灾情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推动救灾抗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盐义仓”多次发挥赈济功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清代两淮地区的赈济制度比较完备,本文基于两淮盐义仓的功能,探究清代该地区民间社会救助的主体、救助的方式、效果以及救助的特点。

明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大亚湾区盐业社会--基于文献与田野调查的研究

大亚湾是广东众多海湾之一,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阳区和深圳市宝安区之间,“东靠红海湾,西邻大鹏湾”,“该湾由三面山岭环抱,北枕铁炉嶂山脉,东倚平海半岛,西依大鹏半岛”①。据《中国海域地名志》,大亚湾位于N22°30′~22°50′,E114°29′~114°49′,湾内岛屿众多,岸线曲折,大湾套小湾,有百岛湾之称。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很大,总结他们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念价值不仅是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念、做法,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和利用好扬州文化遗产。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扬州盐商社会关系的文化旅游表达——以个园、何园家族关系谱系为例

文化旅游作为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渠道,正日益被重视。目前社会人文类景观的开发通常侧重其物质形态而忽略其非物质形态,这不利于景观文化生命态的呈现。社会关系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其独有的文化脉络,可以填补文化景观物质形态表达所导致的空洞感。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 ,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 ,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 ,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 ,到内商之有力者 ,到囤户 ,到纲商 ,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

康乾南巡期间,两淮盐商对扬州城市景观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并发挥积极作用。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承担者,为南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物质支持。因迎銮需要,盐商不但在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资出力,而且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至乾隆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游赏扬州景观的主要类别,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盐商对南巡的贡献,得到了帝王的嘉赏,盐商不仅巩固了其专商地位,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迅速提升;通过大批园林建筑的兴建与拓展,两淮盐商成为影响清中叶扬州城市景观与文化的中坚力量。

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

清代的两淮盐课“动关国计”,两淮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性的消费,其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有着应予肯定的贡献。

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历史上,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大舞台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场景。清代扬州盐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在扬州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扬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扬州盐商是高消费的群体,在经济领域是时尚消费的引领者;在文化领域,他们是延揽、集聚人才的组织者;在戏曲艺术上,又是花部、雅部戏交融的开拓者;在书院教育上,更是资助和倡导者。剖析扬州盐商的多重角色身份,对全面评判扬州盐商将会有一定的作用。

试析清代河东盐商

在清代,政府督理盐政,掌控国内的食盐供应活动。其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盐商开发盐矿资源,配销盐货来完成的。河东盐区的盐商,是由负责组织生产的坐商和承当远途销售的运商组成。坐商和运商长期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河东盐区的经济建设。他们二者,于特定的引税制和引岸制下,坚持协作,常常连续完成朝廷赋予的盐政任务,保证了河东盐业经济的稳定;同时,双方之间,往往相互制约,甚至发生冲突,从而又妨碍了当地盐业经济的发展。

清代湖广食盐的运销与汉口盐商

清代的湖广地区(湖北、湖南)是淮盐的最大销场,接近两淮食盐总销量的一半,盐课为淮盐的十分之六。而汉口又是转运食盐的重要集散地,从食盐产地运盐至汉口,再由汉口转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路程远,运费重,导致食盐价格高涨,由此出现邻私的侵灌和清廷对食盐成本的控制。承担湖广食盐转运的盐商称为汉口盐商或汉商,汉口盐商虽然没有扬州商人有名,但在淮盐的运销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天下四聚"或"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的成名和发展举足轻重。

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的食盐生产

河东盐商是晋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乾隆年间河东盐商在河东盐业生产过程中的经营情况,着重从数量方面对坐商占有的畦地数量,分布情况,额畦、余畦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