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合并审理二元裁判模式的困局破解与机制重构

实证分析知识产权裁判文书可以发现,“相同文字组合”下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诉讼在损害赔偿的判决上呈现二元化现象:就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作出合一的赔偿金额,或者从形式上判决两个赔偿金额。二元化裁决模式背离了民事司法形式逻辑,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诉讼的精细化,也不利于实现“类案同判”。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审判权和诉权的关系失当,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失衡,法律规范和市场实践脱节。要破解二元裁判困局,应增设“商业标识侵权纠纷”案由,明确“商业标识侵权之诉”诉讼标的,厘清“商业标识侵权之诉”赔偿金额的确定步骤,促进知识产权诉讼精细化。

服务商标入刑后的适用逻辑与规则构建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服务商标增设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但修法至今,假冒服务商标行为在实践中的定罪率极低,服务商标并未获得与商品商标等同的刑法保护地位。在具体裁判中,商标类罪名对象范围及入罪标准的确定需要兼顾罪刑法定原则与体系性解释的合理性。鉴于服务商标的特殊性,假冒注册商标罪应该建构起“二元评价体系”,从个别化解释路径对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形式加实质的判断,对服务商标适用比商品商标更高的入罪数额标准,以实现对两类商标的差异化保护。

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需要对"同一种商品"、"相同的商标"、"使用"进行正确理解。行为人生产的产品既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又属于伪劣产品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处。

民刑交叉视角下的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要件研究

假冒注册商标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与商标假冒侵权的构成存在交叉,有必要在犯罪客观要件构成的判断中吸收商标假冒侵权的判断标准。商标许可的存在应以合意说为标准,服务商标也应纳入刑法保护,相同商标是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标。同一种商品的判断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为参考,综合考虑一般公众的认识。商标使用的判断需要加入识别来源的功能性考量。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双相同也不会导致混淆,则可排除犯罪成立。在商品类别比对中应以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为据,但对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商标不宜提供刑事保护。

从“商标混淆”再看“非诚勿扰”案件

判断"非诚勿扰"节目究竟有没有侵犯在先注册商标权利,应首先明确中国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再照侵权标准,进一步明确本案侵权是否最终成立。本案中,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与金阿欢的在先商标未构成相同服务上的相同商标,并且,二者服务也未形成类似,在没有明显反证情形下,可以直接江苏电视台侵权不成立。本文在此基础上试想了消费者混淆情形,得出的结论是,消费者混淆也不会存在,因而更进一步证明了江苏电视台侵权不成立。

论商标评审程序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商标评审程序中应当如何适用、把握何种标准,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伴随着《商标法》的修订和"一事不再理"范围的变化,老问题之上又产生了新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商标评审程序中"一事不再理"的特点,"一事不再理"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有关"一事不再理"的判断应适用新法还是旧法,证据上的差异是否构成"不同事实"等新老问题进行了分析。

再论假冒注册商标罪“同一种商品”的认定

应摒弃主观说和客观说,坚持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说认定是否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商标。主观标准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客观标准具有相当科学、民主、客观、可预见、相对稳定、与时俱进性,其严格适用更利于立法目的法治,体系与全面,科学、民主与历史的相辅相成地实现,应辅之以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且法定化的主观标准。

司法解释扩张“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正当性思考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扩张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适用范围,存在背离商标显著性本质、背离商标权利益本质的问题。该司法解释所增设的“相同商标”入罪认定标准,不符合刑法的解释逻辑,也不符合是否构成商标“混淆”的判断标准。司法解释所增设的入罪标准模糊化、主观化,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将原民事侵权救济纳入刑事领域,破坏了基本的法治分工秩序。假冒注册商标侵权的责任应按照民事责任的属性,由相关的司法解释另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