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臣算法:针对B2C电商物流配送中心的储位优化算法

针对B2C电商配送中心人到货拣选系统中拣选作业时耗过高的问题,在考虑一品多位操作和商品关联度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储位优化算法——封臣算法。基于商品的关联度,商品间的关系首先被抽象成图结构。封臣算法将图中的节点视为单块领土,通过入侵流程确定各领土的封臣与领主,并基于封臣与领主,每个节点被分到至多两个分区中;调整节点个数至所需节点数;以社区为单位,按照贪心分配策略完成储位分配。实验结果表明,在商品种类数增多的情况下,封臣算法生成的储位分配方案相较随机策略优化程度有所提升;迭代400轮下该算法优于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人工鱼群算法、粒子群算法3.00%、28.76%、22.03%、11.42%,且运行时间仅占到其0.04%~3.85%。

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秩序与人情——论兄弟昭穆异同争论背后的礼学原则变迁

父子异昭穆,这是昭穆之制的基础原则。但是,在君王继位出现兄弟相及的情况下,两任君王的昭穆异同在不同的礼学原则下便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宗法制下,由于君统与宗统的独立,君王尽臣诸父昆弟,兄弟相及的两任君王以“臣子一例”的原则当定为异昭穆。此时,君统的原则盖过了血缘关系,使得君王昭穆不单纯以父子论。然而,自汉以来,君统的原则不再成为决定君王昭穆的核心内容,父子之伦压倒了君统原则,昭穆顺序完全由血缘决定,于是兄弟相及则主张同昭穆。昭穆之义逐渐局限于父子之别,这也体现了汉代以来人情孝道的伸张。

以茶为媒: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研究(1644-1885)

清朝建立后,以朝贡为载体的中越宗藩关系历时200余年。期间,越南遣使如清,附贡方物,与之相应的是清朝予以封赏,赏赐茶叶等礼品,并不定期遣使越南。朝贡过程中越南与清朝之间贡品与赏赐品的交换,不仅涉及茶叶等礼品的赐予、接受,而且还涉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回报,包括介入其中互相承担的接待、筵宴、政治承认等义务。这样,双方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得到确认,产生了政治溢出效应,扩展到经济领域,为中越经济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中,茶叶已从单纯的物品中超脱出来,由茶之“物”转化为茶之“礼”,成为国家间往来的礼品,具有消解对抗和冲突的聚合作用,使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得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取,促进了清代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茶叶因之成为探究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的一个重要视角。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唐代军栅考论

栅作为一种军事设施,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对羌战争中,南北朝时期,逐渐分化出具有固定名称及独立性的军栅,进而演变为一种基层军事建制。唐代的军栅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城栅、行军栅和边地军栅。其中城栅和行军栅属于军事附属设施;边地军栅作为军事建制在唐前期广泛置于边防要地,安史乱后则扩展至内地,中央朝廷在与地方强藩或叛藩接壤的地区亦常有设置,且成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藩屏之外”:明代宗藩作家群、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明代宗藩作家与明代历史相始终,规模庞大,足以成群。明代宗藩作家修学好古,勤而不辍,诗文著述多有可观,文集荟萃,绵延不断,深受明清诗文选家认可,争相编选。明代宗藩文学因宗藩作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管窥“藩屏之外”宗藩作家文学生活之迹,反映宗藩作家精神风貌,了解其生存境遇及政治走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其目下研究状况与明代宗藩作家群体、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严重失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以期有所改善。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明末秦藩世系考

秦藩为明代诸藩之首。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大军攻陷西安,擒获末代秦王,秦藩宣告灭亡。对于明末秦藩世系,以《明史》为代表的诸多史籍皆以为秦王朱谊漶之后,就是末代秦王朱存枢。然而,根据出土的朱存枢墓志、朱存机墓志及康熙《陕西通志》等文献,朱存枢仅为秦世子,并未封秦王。隆庆之后秦王世系应为:靖王朱敬镕—敬王朱谊澏—肃王朱谊漶—景王朱存机,而末代秦王实为朱存极。

李陈朝时期越南与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

李陈朝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期。随着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的勃兴,加之受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李陈朝也极力将周边国家如占城、真腊、哀牢等变为其藩属,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我们可称之为"亚宗藩关系"。李陈朝统治者充分利用这种"亚宗藩关系"逐步加强自身的实力,使越南的封建社会走向繁荣时期。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近代以来坎巨提研究述评

坎巨提是清朝藩属,研究坎巨提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三个时期对中国学界的坎巨提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清代是起步阶段,清人对坎巨提的关注和研究发轫于嘉庆时期,是西北舆地学影响的产物,并于清后期获得一定发展。民国时期的坎巨提研究兼顾历史与现实,研究内容丰富和深化,著述数量大增,达到较高水平。当代坎巨提研究虽兴起较晚,但发展迅速,注重挖掘原始档案和外文文献,不断深入,取得众多成果。整体上而言,中国的坎巨提研究在资料、内容和视角等方面仍有值得拓展之处。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汉代张掖属国新考

张掖属国确为汉武帝时所设,其地望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但其始设年代既不是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前101—前97),也未迟至征和三年(前90),而是在此以前的元封四年(前107)。设置张掖属国是为了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落,故其民族构成也以小月氏为主。留居河西的匈奴人数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张掖属国的主要成分。汉代张掖属国的设立,为切实"隔绝羌胡"、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针对历史上曾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秩序,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从内容上讲,西方国家和日朝越等国学者分别从华夷秩序与西方关系、华夷秩序内部的华夷之辨角度来解释其历史逻辑。中国学者则经历了尊崇、质疑、否定到重建等不同阶段。从方法上看,历史学研究注重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招来很多批判。通过梳理华夷秩序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上高度的歧视性和统治结构的松散,形成华夷秩序内外部变化的重要线索。中国在参与和塑造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时候,也要与等级制的华夷观划清界限,坚持古典华夷秩序中宝贵的高度灵活的协商规范。

“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两汉张掖属国述论

两汉时期的张掖属国,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不置"到设置,经过西汉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后,实力不断提升,到西汉末年拥有"精兵万骑",东汉初期部分属国职能调整后继续健康发展,成为"比郡属国",安帝时被允许领有"五城"的漫长发展过程。张掖属国的设置,开启了河西地区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属国在加强河西防务和西北边疆经略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