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以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1075-1151)是高丽著名史家,见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三国史记》中他自述曾三次使宋。本文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前两次金富轼经海路入境后,曾乘船经大运河往返开封与宁波。最后一次高丽使团抵宁波后,因中原宋金战乱,开封失陷而被迫返回。此后,宋曾遣使高丽,试图说服高丽允许宋利用海路借道高丽攻金,以解救被金俘获的徽、钦二帝,但遭高丽拒绝而无果。

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列传中不仅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宿将、名臣、文人、逆臣,还极为难得地出现了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尽管所体现的类型不同,但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规范而凝练成的典范,其身上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教化意义,并进一步反映了金富轼的女性观。

新罗初期官制考论——以《三国史记》记载为中心

通过与中国的《梁书》《隋书》对比研究发现,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儒理尼师今九年(32年)的十七官等的官制体系并非为新罗初期的官制实态。新罗初期官职仅有伊伐餐、波珍餐、阿餐、伊尺餐、一吉餐、级伐餐、沙餐、奈麻等八官职,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伊伐餐等八官职出现的时间并不统一,显然并非同时设置,其职掌各不相同,主要承担民政、军政职能。依八官名的擢升顺序,八官职的官等次序依次为伊伐餐、伊尺餐、波珍餐、阿餐、一吉餐、沙餐、级伐餐、奈麻。对比新罗后期的官制体系,新罗初期即辰韩时代的官等与新罗后期的十七官等顺序基本一致,只不过在新罗初期八官等当中又插入其他官等而形成完整的十七官等的官制体系,表明新罗的官制体系承继辰韩国的官制体系,官等有所增加。

《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

《三国史记》中反映的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在《山海经》、《史记》、《论衡》、《淮南子》等汉地文献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可以说,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是在其国家壮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亦是在汲取了大量汉地史籍中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演绎加工的结果。高句丽王室通过这样的祖先神化过程,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巩固和扩大其统治能力,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意识。这种借用华夏神话因素的做法,侧面反映了其与中原汉地的交流和文化源流。

中国汉籍传入韩国研究

韩国地理上与中国的东面隔海相望,北面陆地相邻,自古接受中国的汉文化,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国。因此,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利用汉字创造民族文化的时候,就参考了很多中国的文献。从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统一新罗时代开始,就大量引进了唐朝的书籍。高丽时代,随着宋元思想、文化的传入,大量的中国书籍也一并传入。尤其是随着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广泛流传,儒家经典和佛经也大量传入过来。根据《高丽史》的记载,中国因战乱销毁的典籍,高丽当时却完好地保存着,因此宋朝向高丽要求这些中国书籍的复本,高丽予以提供。考察当时主要引进了哪些书籍,各个时代的传播情况如何,将有助于理解我们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这种关于文献传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发展情况,还对中国国内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孙子兵法》最早传入朝鲜考论

中外学界对于《孙子兵法》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目前普遍信从的《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是美国格里菲思提出的“525年”之说,并且该说已成为中外学界的权威之论。现今发现,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中有三则史料可以推翻这一论说。其中,第一则史料属间接史料,可作“旁证”使用。第二则、第三则史料属直接史料,可起“实证”作用。第二则史料征引了《孙子·虚实篇》“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三则史料征引了《孙子·军争篇》“穷寇勿迫”。第二则史料使其传入朝鲜的时间可追溯到“(实圣王)七年(408年)”。揆诸史实,早在中国东晋时期,朝鲜新罗初期,《孙子兵法》就已传入朝鲜,并被实践运用。这比格里菲思提出的传入日本最早时间早一个多世纪。《三国史记》中的三则史料合成了一个完好的“历史证据链”,其意义非凡,颠覆了以往的“《孙子兵法》最早传入日本”之说,最终确立了“《孙子兵法》最早传入朝鲜”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