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亨廷顿的福山——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

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而因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而导致的民主回潮和普遍的无效治理而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对时代极为敏感的福山又适时地提出了政治秩序原理,即时序性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是构成良政的基本制度。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其实是回到40年前《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基本观点乃至基本论述,亨廷顿强调时间性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权威—秩序—发展"的政治方案,这是福山政治秩序原理的直接思想资源。因此,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没有什么思想性贡献。如果说亨廷顿是典型的战略保守主义者,福山的立场则从自由主义演变为保守自由主义。

塞缪尔·亨廷顿的民主巩固理论研究

研究亨廷顿的民主巩固理论很有意义。他的民主理论包括:民主是竞争、选举和自由的统一;民主化是用在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民主化经过了三次浪潮。他的民主巩固理论包括:民主巩固的一个标准是民主政权的两次易手;要重视民主巩固,因为民主具有诸多积极作用,而在民主化中多次出现民主回潮;民主巩固的条件和措施很多。亨廷顿的民主巩固理论,引导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民主研究的潮流,对民主巩固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个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

传统与非传统:十年国际关系的两种解读——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近十年来,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非传统威胁的影响日益上升;相应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难决高下,非传统理论似将占据上风。根据近十年来的国际大事进行检测,也许可以较客观地评判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非传统理论的现实有效程度,也许还可以评判传统理论在目前“非传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有关亨廷顿政治思想的三个疑问

塞缪尔.亨廷顿在国际政治领域著述颇丰,在其代表性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存在着一些尚未被完全解答的疑问。可将这些疑问概括为"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和"世界文明与美国文化的断裂"。廓清和厘定这些疑问的过程,也是对亨廷顿政治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

“文明冲突论”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备受研究讨论的现象,典型地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追求自身文化身份认同和生存利益的“忧患意识”,也从侧面深刻反映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深刻性。为避免陷入到由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的“虚拟对抗”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在文化思想界有必要进行跨文明研究与对话,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界有能力、更有责任参与其中。

再论“民主扩展论”的二律背反

“民主扩展论”是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首先提出的。该理论一经问世 ,便在美国和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笔者曾于 2 0 0 1年发表“论‘民主扩展论’的二律背反”一文 ,对该理论在理性价值方面表现出来的二律背反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由于该理论涉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 ,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理论问题作更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以期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郝时远与亨廷顿:和谐与冲突民族观的比较研究

郝时远与亨廷顿是当今中美两国的知名学者,两人都对民族国家问题颇有研究。在国际层面上,前者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后者认为文明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在国内层次上,前者主张中国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后者认为美国主体民族价值观受到冲击。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美两国学界关于和谐与冲突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观。

论亨廷顿“民主扩展”理论与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内在关联性

在美国历史上 ,尽管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改变”其他国家的使命的人从来就未曾少过 ,而到 19世纪中叶 ,一些信奉“盎格鲁 -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人又打出了“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y)的旗号来推行侵略政策和扩张主义 ,但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和强权来扩展所谓“民主”和“自由”并为此提供“理论依据”的始作俑者则非塞缪尔·亨廷顿这位哈佛大学的理论家莫属。本文着重对亨廷顿在 1981至 1991年期间所撰写的两部影响甚巨的著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 ,驳斥了他所提出的美国在国外输出“自由”、扩展“民主”需要以强权和武力来作后盾的理论依据 ,并揭示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反思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从中东现实问题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正成为美国等大国控制中东甚至是全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明冲突下面掩盖不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本质冲突;在当今,全球化也越来越强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因此, 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跳出文明必定冲突的思维,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积极的融合。

简述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引起了学界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判者更多。学者们围绕文明冲突理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文明冲突的形态,文明冲突到底是文明间的冲突还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抑或利益的冲突;文明的研究范式,文明冲突理论只是基于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用于构建国际关系,在范式的基本要素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亨廷顿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存在偏差,没有认识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特质。文明冲突理论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政治秩序和人类文化样态的视角。在和平的企盼下,冲突仍应得到重视,而中华文明可为消弭冲突提供东方智慧。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评析

冷战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分为八大文明,文明冲突将决定国际政治。在宏观层面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同时,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永远不会泯灭,否定文明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亨廷顿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将与儒家文明相结合,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软权力”评析

1990年约瑟夫.奈发明了“软权力”一词,并于2004年发表了一本新著《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然而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软权力概念,也不曾解释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软权力的关键性要素是对他国的说服劝导,并需要对他国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做出响应。硬权力无法维持国际领导权,因为它把其他国家视为异己,是一种消耗性权力。软权力是可持续的,并且需要对国际关系做出应答性处理。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滋长蔓延的政治腐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剧烈变化的社会分层、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问题。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相关论述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为维护和推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我们应确保政党的执政权威,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实施渐进的改革战略;坚决遏制政治性腐败,消除威胁稳定的隐患;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有序地吸纳政治参与。

享廷顿“文明冲突论”四题

享廷顿基于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这是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世界文明的分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问题谈了一点十分粗浅的看法。对“文明冲突论”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期构建我们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理论。

浅析亨廷顿的改革理论

亨廷顿是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文章深入研究亨廷顿改革理论的内涵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该理论进行了简要评价,指出了亨廷顿的改革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作为制度的国家:亨廷顿政治视野的整体性考察

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

追寻政治秩序:亨廷顿著述的思想脉络及其内在张力

塞缪尔·亨廷顿影响巨大,却也备受争议,一个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其思想和主张。通过对亨廷顿一生著述的梳理和回顾,本文认为追寻政治秩序是贯穿亨廷顿著作的主线,政治秩序成为政治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实现政治秩序的路径上,早年的亨廷顿聚焦制度建设,关注政党组织和专业团体的作用,晚年的亨廷顿则出现了文化转向,强调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在对政治秩序的探索中,亨廷顿的著述蕴含着三重内在张力,具体为:政治秩序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政治发展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动性的组织和规则性的制度、文化的特殊性持续性和文明的普遍性可变性。对政治秩序的强调及对其实现路径的探讨成为亨廷顿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学术影响力的缘由,其内在张力则启示后来人继续探索政治发展这一重要议题。

亨廷顿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学术遗产与当代价值

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是探索第三世界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亨廷顿一反主流,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作为连接韦伯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实现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组织国家,启示了比他年轻的一代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