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１９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使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但早期美国汉学也存在着缺乏专职性和研究群体单一性的严重不足。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人的汉语学习

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美国商人中只有亨德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汉语。19世纪40年代以后,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卫三畏的汉学观

卫三畏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他从观念形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但在科学上是保守的,在生活上是落后的。

卫三畏与《中国总论》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是19世纪初期来华传教士中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具有传教士、翻译官、外交官等多重身份,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时,他还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成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编写的《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

苏慧廉、柏格理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近代史上,部分传教士充当传播科学与民主的重要角色,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和柏格理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

论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和诗歌创作

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有一个孕育和发展过程;赞同女权主义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立场是其诗学女性观的核心和本质;其诗歌创作实践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开启了新的途径。

格拉斯顿从福音派向高教会派的转变及其原因

19世纪30年代,格拉斯顿的宗教态度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他从一位家传的福音主义信徒转变为一名高教会派信徒。文章旨在通过对30年代前后格拉斯顿在宗教及其他思想认识方面的种种变化轨迹的描述和剖析,由此揭示格拉斯顿宗教态度转变的诸多方面的成因。

诗有画意——论现代视觉艺术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的影响

威廉斯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现代视觉艺术勃兴的时代。通过对威廉斯诗歌的分析,探讨现代视觉艺术与威廉斯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的关系。威廉斯从视觉艺术革命中汲取养分,在诗歌创作中完成了题材和形式的创新。他确立了"一切皆可入诗"的文艺思想,在诗中构筑了复杂的张力体系,并在诗中借用绘画的元素———色彩,通过色彩的对比和张力表现多样并存、运动变化的世界。正是这些富有开创性的成就,使威廉斯成为美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开国序曲——1837年美船“马礼逊”号的日本之行

1837年美船“马礼逊”号的日本之行,开启了美国与日本直接往来的先例。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日本开国的“序曲”。此次航行时间上早于佩里,在丰富美国有关日本知识的同时,实则逐渐形成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的卫三畏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具备与日本人接触的经验和语言优势,其参与编辑的《中国丛报》上登载的诸多文稿是彼时日本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卫三畏在华经年,见证了由广州体制向条约体制的演变进程,美日《日本和亲条约》(也称《神奈川条约》)正是以《望厦条约》为蓝本。故而,以卫三畏为中心的探究是考察美日关系历史变迁的重要路径,不仅可以呈现美日间翻译人员的历史作用和真实场景,从中也可管窥双方文化、政治的冲撞和交融。

浪漫派诗歌关乎图征,还是象征——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学思想比较

试图剖析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学理念格格不入的原因,提出浪漫派诗歌内部在图征和象征上的巨大差别,以及考察这两种古老的艺术手段对浪漫派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贡献。

端纳北京事迹考证(1913—1928年)

从1913—1928年,端纳在北京生活了15年,历经袁世凯沉浮、军阀混战以及北方政府倒台、蒋介石崛起整个过程。在北京的岁月中,端纳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建立了广阔的人脉关系,政治资本更加雄厚,更深入地卷进了中国政治生活,最终完成了从职业记者到政客的转变。

卫三畏与19世纪美国汉语教学的初创体系

卫三畏以对汉语教学研究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精神,倡导以培养汉语词汇交际能力为教学核心目标,采取比较语言学和文化情景的教学方法,从"语言-文化-人文精神"三个维度构建美国汉语教学体系,凸显美国早期汉语研究、后期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主义特征,奠定重视现实需要、强调实用价值的美国汉语教学模式的基础。

在书信中与历史见面——评《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卫三畏未刊往来书信集》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卫三畏未刊往来书信集》(Unpublished Letters from and to Samuel Wells Williams i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U.S.A)收录了迄今为止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最全面的书信原始档案,为研究美国汉学史、中国近代史及中美关系史、日本开国史及日美关系史三方面的研究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但其并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重视和利用。

“两类诗歌”的科学之维——柯勒律治的“悬置怀疑”与华兹华斯的“官能敏感性”

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区分了两类诗歌:一类“关注超自然人物和角色”,另一类“为日常事务赋予新奇魅力”。他的区分标准是读者阅读诗歌时是否需要“自愿悬置怀疑”。在他看来,前一类诗歌的卓越之处来自“情感的戏剧化真实带来的趣味”,它为虚构的诗意幻想蒙上真实的面纱,他自己的“古舟子咏”和“克丽斯特贝尔”就属于这一类。华兹华斯的大部分诗歌则属于后一类,且因其注重“微贱的田园生活”而遭到柯勒律治的贬低。然而,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科学背景下,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分别代表的两类诗歌都与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脑科学形成耦合关系。柯勒律治认为做梦是“自愿悬置怀疑”的最高形式,此时人的意志处于完全悬置状态,“来自内部的冲动”得以浮现。华兹华斯从视觉感官的悬置和恢复中体验到瞬间的美感,强调“官能敏感性”是主体诗意感知的基础。

嘉惠霖和博济医院

嘉惠霖医生出生于美国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 190 9年来到中国广州 ,直到退休之年才离开广州 ,前后近 4 0年。开始他在岭南学堂当西医学教师 ,同时在东方最古老的西医院———博济医院当医生。他是民国时期在华著名的外国医生 ,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他是《博济医院百年史》的作者 ,他在书中详细记述美国传教医生在博济医院的工作 ,特别是开拓者伯驾、嘉约翰的贡献。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西医史及近代中外医学交流史重要的参考文献。

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以卫三畏英译《聊斋志异》为例

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本文探讨其散见于《中国总论》《拾级大成》以及《中国丛报》中的选译故事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并指出卫氏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文学文本的宗教化处理、直译形式下的意译改编,以及选译策略下的主题重构。其翻译策略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方面,卫氏无视中西方读者对同一故事主题阐释视角的差异,从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以及情节的删减来引导读者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的传教士身份使得其译本被贯注了很强的宗教价值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文的叙事重构,以期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行性、必然性及迫切性。

论美国传教士介入对华外交的影响——以卫三畏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早期外交重点是亚太地区,对华商贸和基督文化传播是其重要标志。继此之后,是美国对华政治外交的诉求,而传教士充当外交官的做法使美国获得了对华外交的主动,并将晚清置于不平等地位上。卫三畏是典型的传教士外交官,在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协助美国推行外交强权,和推动晚清外交近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这种多面作用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而长期、友好和平等关系才是中美关系的实质,需要两国政治决策者和广大人民的精心呵护。

卫三畏与晚清华工出国

卫三畏是晚清时期近距离观察和参与华工出国的代表人物。他于鸦片战争后就在《中国丛报》对华工进行新闻跟踪,也曾思考过华工出国的原因。他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或公使代办后,利用有限职权反对苦力贸易,尤其是澳门的猪仔贸易。他在中外华工外交之中起到了疏通中介作用,客观上有助于清政府保护华工。尽管卫三畏在本国苦力贸易中也有过负面作用,但总体来看他在基督道德、现实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支持自由移民,反对猪仔拐卖,在近代中国保护华工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华期间的苦力贸易经历,也成为其归国后反对排华运动和汉学发展的一大基础。

科技史视域下19世纪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典籍的译介——以卫三畏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翻译为例

19世纪中前期,西方人通过创办英文报刊向西方介绍中国,博物学知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中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译介为案例,在概述《中国丛报》译介中国博物学典籍的基础上,从科技史、译介学等视角,探讨19世纪中前期来华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知识的报道。卫三畏等19世纪西方汉学家在培根"新工具"科学观下所洞察的中国人习焉不察之心性、风习,对于当下的科学和人文建设亦有启示意义。

《聊斋志异》西传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再探

19世纪来华西士建构了聊斋西传最初的评论与迻译谱系,但在聊斋西传、"王渔洋千金市书"等聊斋研究争议性问题上,国内学界对此的探讨尚存争议或阐发不足。依据西人英文研究文献,本文试细加以推说,得出如下结论:聊斋西传第一人当属德国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ützlaff,1803—1851),王渔洋并未"千金市聊斋一书",而是重金求得加以评骘而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