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三老”语文教育“工具论”评析

“工具论”是“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对我国当代语文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使语文教学长期以来受到“工具性”的制约,走进了科学化、技术化的误区,并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然而,语文界至今仍有人把“三老”的教育理论视为圭臬,对于片面强调工具性所产生的弊端缺乏认真的反思。这将给正在进行的语文课程改革造成极大的思想障碍。

汉代三老的层级结构及其异同考

汉代的三老在乡、县、郡、国四个层级皆有设置,可以确定身份者西汉以县三老为多,东汉则多见国三老。县三老在职掌、选拔、作用等方面与乡三老差别较大,而与郡三老较相似。不同层级的三老并无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存在协作关系。国三老有两种类型,身份和作用主要在于荣誉和礼仪方面。

汉代三老、父老的地位与作用

汉代农村社会中有"乡三老"和"里父老",它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吏员,但由于其身份特殊而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故不仅参与"议政",而且"掌教化",经常配合地方政府劝善除恶,组织生产、催征赋税等,对控制农村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破解《三五要录谱·琵琶旋宫法》转调机制

《三五要录谱》保存有我国早已佚失的唐代《乐书要录》中的三卷,其中"琵琶旋宫法"中对十二均的各自音位表述以及转调机制,被认为是古今音乐全盘的通论,分明是唐代权威的学说,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唐代乐调(调性、调式)的运用具有极大的价值。古人音乐上的旋宫转调,自有一种理论上的套路。问题是由于《乐书要录》是唐武后亲自敕撰的,故而其学说中一开始就渗入了政治的成分,因此,这个"琵琶旋宫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主要是在定弦上大都杂有宫、角两音,宫者就象征着君主,又以宫、角大三度对音乐调性加以固定。其实,真正的四弦四相琵琶定弦中,以不出现宫、角音为多,这样就更便于同主音旋宫转调。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浅析汉代的三老、父老、长老

两汉社会的三老、父老、长老起源较早,身份特殊,三者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拟从三者的源流、差异及职能三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试论“老三篇”的现代启示

"老三篇"指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对一代又一代的人产生了影响,是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道德基石,是全国人民跃跃效仿的精神模范。它们的发表,教育了全国广大军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无产阶级的信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老三篇"所体现的无私奉献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精神,团结一致不怕困难的愚公移山精神,忠于岗位的爱岗敬业精神,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不会过时。"老三篇"中所要体现和表达的价值、主张和追求,对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启示,因此我们要重新温读这三篇文章。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