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从三言二拍看蛇在古代生活中的多重意涵

“三言二拍”可以称之为古代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其间不乏关于动物的描写,有关蛇的记录非常丰富。通过对“三言二拍”中有关“蛇”的描述进行穷尽式梳理,可以发现,蛇意象在古代市民生活中体现出多重意涵:蛇一方面可以是房前屋后稀松平常的动物,一方面由于其生活习性和剧毒特点,本身又具有神秘气息;有时候是龙蛇难分的图腾意象,有时候又是带来富贵和好运的祥瑞,有时候是作为邪恶符号的妖怪,有时候蛇郎蛇女附体也能演化出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此种切入方法,能够窥见市民审美趣味与文人心理,揭示晚明通俗小说背后的时代文化意蕴。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诞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在描写商业发展盛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所塑造的商人形象却存在明显差异:如中国商人的儒商文人之气与阿拉伯商人的市民习气;中国商人的重义与阿拉伯商人的重利;中国商人的谨慎稳重与阿拉伯商人的大胆冒险;中国商人致富后谋求政治势力,偏好于由富到贵的转型,而阿拉伯商则偏重物质生活的享乐等。这些差异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服饰文化管窥

以"三言"、"二拍"中明确指明故事发生在明代的68篇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商人服饰、富家子弟服饰和女性服饰等方面探讨了明代的服饰文化。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略论“三言二拍”所蕴涵的运河文化

"三言二拍"中的很多故事发生在运河区域,与运河文化密不可分,大运河基本功能就是交通运输,运河交通的兴盛,打破了地域商业的闭塞状态,带来了物资大流通,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商业的发展又刺激和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同时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和集镇的繁荣。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及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运河地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

家庭婚姻生活之两性人生——论“三言二拍”中的家庭男性

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封建制度自身日趋衰落,人性觉醒,反礼教思潮涌动,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风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冯梦龙、凌初抓住时机,把握时代脉搏,在"三言"、"二拍"的家庭题材小说中,集中展示了家庭婚姻生活中两性人生的时代风貌。在广大女性从心理乃至行动上逐渐冲破封建礼教的壁垒,自我意识悄然增强,家庭地位不断提升之际,家庭男性除求存意识有别于以往社会外,还表现在放宽对女性贞节的限定,家庭权利不断弱化。这些无疑展示了那个时代家庭男性近代式的世俗的人生色彩。

《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

三言二拍继承了先秦神话、魏晋六朝志怪及唐传奇的生态题材和生态精神。因其商业性与通俗性特征,小说的生态题材充满了浓郁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主要以教化的形式出现,涉及到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义务等诸多方面。重新体认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三言”“二拍”中商人入仕途径看商人的官本位意识情结

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对商人产生巨大的魔力,所以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科举、捐纳、联姻等方式向官场发展,使原本可以成为变革社会新生力量的商人阶层成为封建社会的附庸,导致商人人生定位的错位。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

“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市民文学的代表,它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晚明社会一系列的商贾形象,同时为我们描述了晚明社会特殊的、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的商业意识和商业道德观,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社会形态。

物欲的正视与贪欲的匡正——《三言》、《二拍》物欲观论析

在《三言》、《二拍》中,以工商活动和商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工商活动与市井风情,大胆而充分地肯定了人们正常合理的物质欲望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并对过分的物质欲望所导致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匡正。

论“三言二拍”中“三姑六婆”的语言艺术

"三言二拍"代表着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中三姑六婆的语言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层次。这些语言表面上簪花插柳,沾糖带蜜,花团锦簇,悦耳中听;策略上声东击西,虚与委蛇,移花接木,渐入正题;节奏上欲扬先抑,以退为进,严针密线,层层深入;技巧上虚实结合,刚柔并济,连哄带骗,夸张渲染;分析上抽丝剥茧,透彻细致,抓住心理,乘势破竹;风格上简单明了,生动形象,轻快滑稽、诙谐幽默。总的说来,这些语言既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也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

唐人小说对“三言二拍”素材与成书方式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在入话、正话中利用唐代小说素材方面的情况考察 ,可得到一系列相关结论 :“三言二拍”三分之一的卷目取材于唐代小说 ;具体素材出自唐代小说原作及宋、元、明时期的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各类著作 ,冯梦龙的《智囊》、《情史》等书是重要的取材中介 ;《拍案惊奇》的创作特点与“三言”一脉相承 ;《二刻》则以取材近世为主 ,较多体现了自主创作的特点。

论明代拟话本小说公案题材书写的新变——以“三言”“二拍”为核心

受明代中后期偏爱公案题材的创作、阅读氛围的影响,拟话本小说中公案之作所占比例较高,有不少作品直接从明代短篇公案小说集取材。因创作主体、写作旨趣、语言载体、传播方式及文化语境等发生变化,明代拟话本公案小说与宋元话本公案小说、明代短篇公案小说集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呈现新的特点,体现在题材方面有较大的拓展,对审案、判案过程的描写更为详细,具有较为鲜明的文人色彩,对清官形象的描写和塑造更为理性。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与科举

《三言二拍》中有不少描写书生科举行为的篇目,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女性的形象,她们在士子的登科及第过程中扮演着推动者、辅助者的角色,甚至有些女性对士子及第或官运亨通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梳理《三言二拍》中与科举相关的女性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科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改写,进一步分析科举背景下《三言二拍》中女性佐助作用强化的原因。这类女性形象的出现,是《三言二拍》作者自身的科举经历、晚明社会思潮与科举影响下的社会价值观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晚明新思潮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

"三言""二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晚明时期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潮。它们体现了不耻言利,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体现了顺应人性,肯定欲望合理性的理欲观;体现了颂扬真情,倡导自主平等的婚恋观;也体现了重视自我,追求适意享乐的人生观。

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儒商精神

儒商是指商人群体中那些自觉以儒家伦理观念来指导商业经营实践的商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明清社会涌现出了大批儒商。儒商形象也开始不断进入文学殿堂,特别是"三言""二拍"中描写了大量儒商。他们能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自觉地遵守诚信为本、信守承诺、以义取利、义利并举、贵和尚中、和气生财等文化精神。探讨儒商文化精神,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析“三言二拍”的三种结构技法

短篇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其结构技法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课题。其中,“草蛇灰线”、“鸾胶续弦”和“勺水兴波”是“三言二拍”运用较为广泛的三种技法。

古代文人小说与民间法律秩序的重构——以“三言”“二拍”为例

古代文人小说充分利用了自己介于国家与民间的中间地位,在向民间社会解说和诠释自己心目中的国家法律秩序时,意外地重构了一个与国家法律秩序有较大出入的民间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