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枳之间:《三国演义》华裔汉学家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在翻译外层面上,1950—2000年间《三国演义》的译介以海外中国文学史为主要载体,以华裔学者为主的该书群体译者亟待重建中国文学史的西传谱系;在翻译内层面上,华裔群体译者具有国际视野,通过语言层面的“转译”和“互文”来实现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视角由重考证向重义理转变,《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在译入与译出翻译环境的更迭中逐渐得到肯定。从群体译者行为视角研究《三国演义》的海外英译动态,对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地位、厘清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总体趋势与规律、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

《三国演义》黄正甫本在明刊《三国演义》中本不足道,但近年被哄传为“现存最早绘图古本”,并进而否定此书为罗贯中所作,故需一辩。被认为足以证明此本为现存“最早”刊本的几个内容上的特点,实都已见于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刊本,且有内证可以证明黄本实出于叶本一系的本子之后:一、叶本十卷。黄本二十卷,实系将十卷分拆而成,第七、八回尚留有分拆之迹。二、黄本已经是经过删削的简本,其前必有供其删削的繁本,而叶本正是此类繁本。三、叶本尚无后加的关索故事,而黄本已有。四、叶本有嘉靖二十七年序,黄本的序为“癸亥春三月”(孙楷第先生定为天启癸亥,是)作。是黄本必出于叶本之后。有人以黄本的字体为“手写体”,与其正文字体不一致为由而谓序系后加,则殊可笑。

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语言文化差异必然导致翻译损失,翻译活动的特质性使译者有意无意进行相应补偿。为实现交际目的,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异常重要。该文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对于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手段,并探讨其背后的制约因素。

从目的论视角看“忠实”的度——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译学都将"忠实"或"对等"视为翻译的绝对标准。基于目的论对"忠实"的论述,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故事情节描写及文化内容两方面探讨泰勒和罗慕士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不同,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导致两译本对原文存在不同的"忠实"度,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忠实"确实存在度的问题。

《三国演义》全译本比喻形象英译评析

比喻形象的英译是典籍英译过程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中国典籍中的比喻形象英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化是否走得出去,是否走得有效。本文通过《三国演义》两个全译本对于比喻形象英译的实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如何处理比喻形象的英译才算是成功的。

《三国演义》言语交际智慧谈

《三国演义》中存在着大量的人物言语交际,而一些成功的言语交际因为各种交际手段与技巧的正确运用,使它们多态纷呈,折射出智慧的光芒。用现代言语交际学的知识来考察,它们因能充分考虑言语交际诸要素,契合言语交际的规律而成为言语交际的典型范例。这些成功范例不仅有助于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也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调节叙事的进程,对提高《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作了重要的贡献。

英语世界《三国演义》学术史研究

英语世界《三国演义》二百年学术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发轫期(1815—1925年),过渡期(1926—1959年),繁荣期(1960—1989年),多元期(1990—2019年)。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特征:发轫期以译介为主;过渡期是专业研究的开始;繁荣期转向文学内部研究,开始关注文体、主题、结构、人物等;多元期呈现文化研究转向与理论、方法、视角多元化的特征。四个时期总体发展趋势遵循从作者研究转向文本研究,再转向读者研究的潮流和规律。

清末民初《三国演义》英译研究

本文对清末民初《三国演义》的英译状况进行了探索。通过对已知的这一时期《三国演义》的二十一种译文的系统整理与分析,本文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者身份、翻译动机、翻译对象选择以及译作功能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的译文整体上更注重故事性、趣味性,而没有充分体现原著的文学性。这一时期的译文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进行的,因而用途都还只是充当普通读物、语言学习材料或者研究素材。

《三国演义》节译中的副文本探析

如韦努蒂(Venuti,2013,p.105)所言,重译中的副文本通常是"一种更为直接的互文性形式"。然而,一旦重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或是掩盖相关的互文关系,实际翻译即与其副文本中的阐释不相一致,副文本也就并不可靠了。本文以《三国演义》中"赤壁鏖战"的三个英文节译本(潘子延译本、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本以及张亦文译本)为例,探究副文本的不一致性与不可靠性,以及其中的价值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