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张辽传》地名误字辨析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地名误字的失校,多属前人已指谬正讹而点校者未能留心所致,如《梁习传》误“章长”为“漳长”(《三国志》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9页)、《于禁传》误“广戚”为“广威”(卷一七,第522页)之类,清人皆已辨明(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6、1475页),点校本却未据以改订。前人已指出的谬误,今天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但前人考证不透彻,仍然贻惑后学之处也是有的,点校本未改相关误字,或是出于谨慎。今笔者不揣浅陋,特就所见一例略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三国志演义》批评曹操形象的小说化书写——以其“喜”“笑”为阐述中心

曹操奸雄形象的生成有其历史性过程,由正史到小说,再到小说内部不同版本,对于曹操“喜”“笑”的关键情绪书写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呈现的客观变化,是曹操形象逐渐小说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小说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敏锐的结合。小说通过叠合、增删和衍生等方式,使曹操的“喜”与“笑”比正史书写更具备曲折与戏剧的一面,也展现曹操喜怒无常的奸雄个性。

《三国志集解·蜀书·庞统法正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所撰《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不仅对卢弼《三国志集解》进行了标点整理,而且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为学界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整理本《三国志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注说、文字等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卷37《蜀书·庞统法正传》为例,将其中一些疑误之处胪列出来,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

“东吴三督”是指吕蒙、朱然和陆逊。其中朱然接任吕蒙为都督的史实,得以澄清;朱然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颇为突出,几可与吕蒙、陆逊并列。三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与孙权关系皆非同一般:吕蒙与孙权有师生之谊,朱然与孙权有同学之情,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荆州战役中吕蒙是指挥者,功居第一;陆逊协助吕蒙施骄兵计,且“为前部”,得到拜将封侯的重赏;朱然因“禽羽”功大而升职封侯。夷陵战役指挥者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并力拒备”,功居第二。罗贯中对“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重要情节减中亦有加。从当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层面来说,罗贯中所用减法之处亦是当下可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三国志》改修考补

陈寿撰修之《三国志》常为人诟病,或以其叙事简略没实,或以其正统属魏黜汉,致使后世屡有欲加改修者,而宋元以来尤著。文章针对前人讨论《三国志》改修之未及或未尽者,再作考证。

探析《水经注》对《三国志》的补证——以《水经注·沔水》为例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著,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有补证作用。以《水经注·沔水》对《三国志》的补证为例,《水经注·沔水》详细考察了沔水流域重要的军事遗迹及周围山川水势,因而可补证三国时期发生在沔水流域的战争史实;记载了三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在沔水流域的轶事,故可补证《三国志》中的名人事迹;还记述了河流沿途的宗教文化、金石遗存等,正可补足《三国志》中所缺少的宗教与金石文献。总而言之,《水经注》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来说,有重要的参证与补足作用。

《三国志》裴注词语例释二则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其语言晦涩难懂,难以理解。裴松之所作注解多引用六朝史书、文献,对今人的阅读也有一定的阻碍。现选取“桀恶”“赠送”两个词语,根据上下语境,结合相关辞书、历史文献等对其进行考释。“桀恶”即“杰出人才、勇猛之人”之义;“赠送”即“赠别送行”之义,指“生者对死者的送行、送葬”。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农具类名物词论析

名物词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有诸多农具类名物词,有的是对上古时期农具名物的承袭,有的是三国时期新发明或新改进的农具名物。这些农具名物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耕作农具,如耒耜、犁;二是灌溉农具,如翻车;三是耘草农具,如耨镈、锄;四是收割农具,如镰、铚、斧;五是加工农具,如箕、臼杵、碓、磨;六是称量农具,如升、斗。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其中农具类名物词的词义、特征、源流等,希望能够为农具类名物词研究、农具史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国志》及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刘备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历史人物刘备,颇有勇健果决的枭雄性格和一定的政治军事才能,知人善任善于笼络人心。唐诗里,刘备较少被歌咏,有也是某种程度上作为诸葛亮衬托的明主贤君形象出现。《三国志平话》里的刘备是一位仁德之君和社会治理能手,但是其身份更像是一位平民英雄。《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变得复杂起来,除了保持其重情重义的仁君典范的形象外,也展现出有胸襟有胆识和懂得韬光养晦的一面;只是其枭雄性格被大为减弱,而赋予其柔弱无能、优柔寡断的性格和爱哭的特性。此处的刘备没有主见,全听诸葛亮的安排,几乎成了他的傀儡。

《三国志注》同素异序词探析

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相同、语素组合次序互异的一组词,互称为同素异序词。同素异序词在先秦文献《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在中古汉语中已屡见不鲜。《三国志注》成书于南朝宋,词汇丰富且能反映汉魏六朝时期的语言词汇面貌。本文对《三国志注》中AB和BA形式两序并存的55对同素异序词和与现代汉语相比只有BA形式的5个逆序词进行探究,分析它们在语义构成、出现情况及历时发展等方面的表现,以期对研究词义演变规律起到一定作用。

蜀汉尚书令陈祗“踣国”辨正——兼论《三国志·董允传附陈祗传》编次思想

陈祗曾以侍中守尚书令的身份,成为蜀汉政权后期运转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传世文献对其述评存有分歧。《华阳国志》《通鉴》将黄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录于陈祗生前,《通鉴》说其“巧佞”“阿意迎合”,成为后世诸多负面评价的史源。然而,《三国志》有关陈祗“表里”“媚兹一人”的记载并非贬义,其史学形象在后世发生明显流变。刘禅“自摄国事”背景下,陈祗取得“媚兹一人”般的信任,发挥协同“表里”的作用,对“诸葛之成规”乃至蜀汉政权的存续意义重大。或出于“为尊者讳”,陈寿在《三国志》中以黄皓行为掩饰刘禅之过,未点明蜀汉政局衰败的根源;又以似不合常理的《董允传附陈祗传》编次,向后人隐晦传达上述内容。

三国故事在元末明初杂剧小说中的平行发展——兼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

元末明初无名氏的三国题材杂剧剧本现存有《单刀劈四寇》《杏林庄》《单战吕布》《三出小沛》《石榴园》《庞掠四郡》《陈仓路》《五马破曹》《怒斩关平》《娶小乔》等十多部,这些剧本,罗贯中或未读过,或读过而对其内容弃置不取,因而形成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故事情节方面的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种“平行发展”的现象,兼之对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定《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在明代初年。

《三国志》《建康实录》互校举隅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三《景皇帝》记载孙吴永安七年(264)事:“七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使中书郎刘川发庐江兵讨之。复分交州置广州。”陶元珍《建康实录札记》曾指出:“‘庐江’乃‘庐陵’之误。”(《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史学季刊社1941年版,第109页)张忱石点校本校勘记称:“庐江,《吴志·孙皓传》作‘庐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页)张学锋、陆帅整理本亦称:“‘庐江’,《吴书·孙皓传》作‘庐陵’。”

《三国志》中所载“异姓拜母”现象分析

《三国志》屡见关于“异姓拜母”现象的记载。这是一种长辈参与晚辈结交的行为,其通过尊敬“共同的母亲”,尝试构建一种“虚拟血缘关系”,从而维护和加强彼此间信任、情感等;“母亲”角色在调节各方关系时常发挥积极作用。该行为滋生于重视孝道和伦理秩序的汉代社会,多发生于意气相投的武人或士人群体间。君主“拜母”多有笼络臣下的政治目的,此行为在“任侠”风气较为浓厚的孙氏集团蔓延,形成一种君臣相效的特殊文化现象。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王朗形象之比较

《三国志》里的王朗仁爱孝廉、忠君爱国、沉着冷静;《三国演义》里的王朗则麻木不仁、卖主求荣、张脉偾兴,形象判若天渊。参照《三国志》《三国演义》及其他相关史料,究两者迥然相异之缘由,委实与作者的立场有关。王朗以孝侍师,陈寿知音识趣,令陈寿对主张废止“肉刑”的王朗好感倍增;王朗身侍多朝,与陈寿的处境相似,因此陈寿在描写王朗的形象时,倾向褒扬同病相怜的他,从而寻求慰藉。罗贯中深受程朱理学的忠义思想影响,故在《三国演义》把王朗等贰臣批得一文不值,以满足审美相同的时代读者之阅读需要。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裴松之《三国志注》词语例释

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其所引用的六朝文献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其中有些词语的涵义或辞书未收,或辞书已收,但义项有所缺漏,给阅读裴松之《三国志注》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对这些词语进行训释实属必要。考察发现,这些词语的结构类型基本是联合式,“褊厄”“废杀”等多是同义连文构成的联合式词语,“烦疼”“美厚”是形容词连用构成的联合式词语。

《三国志玉玺传》对《三国演义》的改编得失及其艺术启示

《三国志玉玺传》从艺术形式、故事内容、思想内涵对明代版本《三国演义》做了改编。这些改编结合当时主流思想价值观念,基于创作者自身的思想认识,对大众喜欢的题材采用全新但大众喜欢的艺术形式,在当时应该是获得认可的。但《三国志玉玺传》毕竟未能成为三国题材的经典作品,可能是由于上述改编对原作品思想内涵即精华部分的抛弃导致其作品定位的模糊性;不考虑历史真实、长期以来大众形成的认知和中华民族社会心理对人物进行改编塑造;艺术形式上,未在继承同时又根据内容进行创新,使其与所表达的内容更为适应。这些得与失为当下《三国演义》的改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国志》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近20年国外研究《三国志》的文章和著作,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综述。一个方面是《三国志》文本的内容,二个为方面是文本的作者,三个维度是文本中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