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张辽传》地名误字辨析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地名误字的失校,多属前人已指谬正讹而点校者未能留心所致,如《梁习传》误“章长”为“漳长”(《三国志》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9页)、《于禁传》误“广戚”为“广威”(卷一七,第522页)之类,清人皆已辨明(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6、1475页),点校本却未据以改订。前人已指出的谬误,今天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但前人考证不透彻,仍然贻惑后学之处也是有的,点校本未改相关误字,或是出于谨慎。今笔者不揣浅陋,特就所见一例略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三国志演义》蒙译本收藏现状、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

国内外现存《三国志演义》蒙译文献不仅收藏分布极为分散,各家书目和图书馆检索目录多粗疏不确,其入藏记录和递藏线索也颇为模糊。就文献特点而言,这些文献具有书籍形态多样、版本种类多元、文本流动不稳、版本信息残缺、卷帙篇幅繁多、毁损散佚严重等显著特征。这些文献不仅是蒙古族翻译文学史料的重要部分,其整理与研究对蒙古族俗文学文献研究、蒙古族文学批评研究、汉文古代小说版本与传播研究、中国民族文学交流与交融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世《三国志演义》蒙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大抵代表了国内外存藏汉文古代小说蒙译本的传播情况和学术价值。

《三国志平话》的文本重塑与学者型译者行为研究

本文以两位汉学家伊维德和奚如谷的合译本《三国志平话》(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Plain Language)为研究对象,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视角考察翻译内在生成性赋予《三国志平话》英译本的生命活力。研究发现,在翻译内层面,译文求语言之真,重塑了原文本的叙事风格;在翻译外层面,译者通过学术性序言、大量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拓展了学术空间,从而实现了学者型译者务西方汉学研究之实。作为学术性翻译的典范,该译本为中西学术的平等对话与三国系列文学艺术的多元传播提供了契机。

《三国志演义》批评曹操形象的小说化书写——以其“喜”“笑”为阐述中心

曹操奸雄形象的生成有其历史性过程,由正史到小说,再到小说内部不同版本,对于曹操“喜”“笑”的关键情绪书写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呈现的客观变化,是曹操形象逐渐小说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小说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敏锐的结合。小说通过叠合、增删和衍生等方式,使曹操的“喜”与“笑”比正史书写更具备曲折与戏剧的一面,也展现曹操喜怒无常的奸雄个性。

论《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

陈寿师从蜀汉硕儒谯周,深受《周易》学术沾溉。《三国志》的撰史旨趣与史学思想对《周易》颇多取鉴。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过程中多次引用《周易》为其立论,《三国志》的易学思想展现出变易思想、道德思想的内涵。陈寿借助《周易》变易思想对三国历史盛衰演变的趋势加以解释,揭露了曹魏、蜀汉政权盛衰演变的历史趋势。陈寿运用《周易》的道德思想评价历史人物,他大力表彰善政贤臣,重视婚姻道德。《三国志》以《易》解史呈现四个特点。第一,陈寿重视以史为鉴,以易学的理论结合历史事件为人们提供经验教训的指导。第二,陈寿重视以盛观衰,运用见微知著的易理解释历史。第三,陈寿运用易理对三国历史中人物穷通否泰的命运予以关切。第四,《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与谶纬预言紧密相连,陈寿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展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多种维度的三国:评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三国志の世界:後漢三国時代》)是日本讲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史系列中的一部,作者是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金文京教授。讲谈社中国史系列在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仅仅两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亦推出新译本,可见这一系列著作在中文读者中受到不一般重视。

《三国志集解·蜀书·庞统法正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所撰《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不仅对卢弼《三国志集解》进行了标点整理,而且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为学界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整理本《三国志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注说、文字等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卷37《蜀书·庞统法正传》为例,将其中一些疑误之处胪列出来,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

“东吴三督”是指吕蒙、朱然和陆逊。其中朱然接任吕蒙为都督的史实,得以澄清;朱然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颇为突出,几可与吕蒙、陆逊并列。三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与孙权关系皆非同一般:吕蒙与孙权有师生之谊,朱然与孙权有同学之情,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荆州战役中吕蒙是指挥者,功居第一;陆逊协助吕蒙施骄兵计,且“为前部”,得到拜将封侯的重赏;朱然因“禽羽”功大而升职封侯。夷陵战役指挥者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并力拒备”,功居第二。罗贯中对“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重要情节减中亦有加。从当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层面来说,罗贯中所用减法之处亦是当下可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三国志》改修考补

陈寿撰修之《三国志》常为人诟病,或以其叙事简略没实,或以其正统属魏黜汉,致使后世屡有欲加改修者,而宋元以来尤著。文章针对前人讨论《三国志》改修之未及或未尽者,再作考证。

陈寿《三国志》正统观新论

从文本分析结果看,陈寿《三国志》中是以曹魏为正统、孙吴为僭伪,蜀汉是介于正伪之间的政权。《三国志》宣称刘备“垂手下膝”,是在暗示他并非汉皇室血脉而是少数民族,没有资格称帝,而非后世理解的帝王异相。《三国志》的正统观在史学思想史特别是正统观念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三国正统论在正统讨论中的核心地位,更确立了史书正统书写的一种范式。古人论正统并非“非正即伪”的二元对立模式,“正伪之间”在正统论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探析《水经注》对《三国志》的补证——以《水经注·沔水》为例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著,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有补证作用。以《水经注·沔水》对《三国志》的补证为例,《水经注·沔水》详细考察了沔水流域重要的军事遗迹及周围山川水势,因而可补证三国时期发生在沔水流域的战争史实;记载了三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在沔水流域的轶事,故可补证《三国志》中的名人事迹;还记述了河流沿途的宗教文化、金石遗存等,正可补足《三国志》中所缺少的宗教与金石文献。总而言之,《水经注》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来说,有重要的参证与补足作用。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三国志》裴注词语例释二则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其语言晦涩难懂,难以理解。裴松之所作注解多引用六朝史书、文献,对今人的阅读也有一定的阻碍。现选取“桀恶”“赠送”两个词语,根据上下语境,结合相关辞书、历史文献等对其进行考释。“桀恶”即“杰出人才、勇猛之人”之义;“赠送”即“赠别送行”之义,指“生者对死者的送行、送葬”。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农具类名物词论析

名物词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有诸多农具类名物词,有的是对上古时期农具名物的承袭,有的是三国时期新发明或新改进的农具名物。这些农具名物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耕作农具,如耒耜、犁;二是灌溉农具,如翻车;三是耘草农具,如耨镈、锄;四是收割农具,如镰、铚、斧;五是加工农具,如箕、臼杵、碓、磨;六是称量农具,如升、斗。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其中农具类名物词的词义、特征、源流等,希望能够为农具类名物词研究、农具史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国志注》同素异序词探析

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相同、语素组合次序互异的一组词,互称为同素异序词。同素异序词在先秦文献《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在中古汉语中已屡见不鲜。《三国志注》成书于南朝宋,词汇丰富且能反映汉魏六朝时期的语言词汇面貌。本文对《三国志注》中AB和BA形式两序并存的55对同素异序词和与现代汉语相比只有BA形式的5个逆序词进行探究,分析它们在语义构成、出现情况及历时发展等方面的表现,以期对研究词义演变规律起到一定作用。

《三国志》及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刘备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历史人物刘备,颇有勇健果决的枭雄性格和一定的政治军事才能,知人善任善于笼络人心。唐诗里,刘备较少被歌咏,有也是某种程度上作为诸葛亮衬托的明主贤君形象出现。《三国志平话》里的刘备是一位仁德之君和社会治理能手,但是其身份更像是一位平民英雄。《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变得复杂起来,除了保持其重情重义的仁君典范的形象外,也展现出有胸襟有胆识和懂得韬光养晦的一面;只是其枭雄性格被大为减弱,而赋予其柔弱无能、优柔寡断的性格和爱哭的特性。此处的刘备没有主见,全听诸葛亮的安排,几乎成了他的傀儡。

蜀汉尚书令陈祗“踣国”辨正——兼论《三国志·董允传附陈祗传》编次思想

陈祗曾以侍中守尚书令的身份,成为蜀汉政权后期运转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传世文献对其述评存有分歧。《华阳国志》《通鉴》将黄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录于陈祗生前,《通鉴》说其“巧佞”“阿意迎合”,成为后世诸多负面评价的史源。然而,《三国志》有关陈祗“表里”“媚兹一人”的记载并非贬义,其史学形象在后世发生明显流变。刘禅“自摄国事”背景下,陈祗取得“媚兹一人”般的信任,发挥协同“表里”的作用,对“诸葛之成规”乃至蜀汉政权的存续意义重大。或出于“为尊者讳”,陈寿在《三国志》中以黄皓行为掩饰刘禅之过,未点明蜀汉政局衰败的根源;又以似不合常理的《董允传附陈祗传》编次,向后人隐晦传达上述内容。

三国故事在元末明初杂剧小说中的平行发展——兼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

元末明初无名氏的三国题材杂剧剧本现存有《单刀劈四寇》《杏林庄》《单战吕布》《三出小沛》《石榴园》《庞掠四郡》《陈仓路》《五马破曹》《怒斩关平》《娶小乔》等十多部,这些剧本,罗贯中或未读过,或读过而对其内容弃置不取,因而形成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故事情节方面的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种“平行发展”的现象,兼之对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定《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在明代初年。

《三国志》《建康实录》互校举隅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三《景皇帝》记载孙吴永安七年(264)事:“七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使中书郎刘川发庐江兵讨之。复分交州置广州。”陶元珍《建康实录札记》曾指出:“‘庐江’乃‘庐陵’之误。”(《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史学季刊社1941年版,第109页)张忱石点校本校勘记称:“庐江,《吴志·孙皓传》作‘庐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页)张学锋、陆帅整理本亦称:“‘庐江’,《吴书·孙皓传》作‘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