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中的“以戏入稗”

“以戏入稗”是指小说家在创作中融入戏曲相关书写,以实现特定叙事意图的现象,这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较为常见,“三言二拍”“以戏入稗”的比例约占15%。“三言”与“二拍”的“以戏入稗”在入稗位置、入稗形式、叙事功能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比较而言,“三言”的“以戏入稗”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建构等方面较为自觉,取得的叙事艺术效果亦较显著;“二拍”的“以戏入稗”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建构方面意识则不够自觉,取得的叙事艺术效果亦不明显。凌濛初往往以入稗之戏为由头,用叙事评论形式,脱离情节表达自己在戏曲方面的思考与见解,表露出炫学的倾向。

“三言”中城市民居书写的叙事作用与文化意蕴

如果说城市园林的书写体现了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叙事风格,那么城市民居就是拟话本小说民间化叙事的典型环境。在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城市民居空间兼具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叙事作用,使故事环境更加生动具体、人物关系更加贴近世俗、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多变。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彰显了明代市民社会的思想新变,民宅空间的开放暗示了男女情欲的放纵,商铺空间的繁华体现出市民物欲的勃发;另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中暗含了传统思想的观念固守,民居秩序象征了传统的婚姻方式,民居结构昭示出家庭伦理观念,商人住宅的细节则揭示出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可见,明代城市社会虽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传统价值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论《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的寡母形象

《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同为明清时期的文学名著,其重要地位众所周知,三部作品涉及人物众多,内容庞杂,但在三部作品中同样出现了一种与主人公关系密切,身份特殊的人物类型——寡母。本文将分析三部作品中寡母形象的不同之处,从而分析这一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最后探究寡母形象多而不同的原因。

“三言”道教书写中的疾病与治疗意识

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三言”无疑具有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主题、作者、本事考证、传播影响等进行分析。但从疾病与治疗角度分析“三言”中的涉道作品是一个新的突破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生发条件,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生命意识、长寿的思想,使作品构建了一个对精神和肉体疾病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小说劝诫世人抛却物欲、隔断迷情,达到清洗心灵、修炼心性的作用;用道术来达到对社会的救济,完成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借助梦境实现对心灵痛点的治愈。同时作品通过叙事,使疾病与治疗对小说情节的生成与拓展、人物塑造、创作主旨、环境的烘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讲,“三言”是不可多得的范本。

晚明社会教化思想转变探析——以“三言”为中心

冯梦龙纂辑的“三言”展现出晚明社会教化思想的世俗化倾向。在传统儒家体系中,忠孝节义观念通常与君王、忠臣、良将、才士的形象紧密相连。“三言”在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产生,其塑造的商人形象、女性形象同样具有忠孝节义的高尚品质。“三言”实质上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社会教化思想在受众对象和内容选择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明代中期以来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转播和冯梦龙的文学认知有关。

“三言二拍”中的节妇形象探析

明代妇女守节已成为社会常态,文学作品中的节妇数量比前代显著增加。“三言二拍”中专写节妇的篇目众多,节妇形象更加丰富饱满。本文通过对“三言二拍”中节妇形象的整理与分类,分析各类形象的特点。关于节妇形象的类型,根据其婚姻状况,大致分为已婚守节女性和未婚守节女性;根据守节原因,可将其分为为情守节女性和为理守节女性。从数量上看,为理守节的女性多于为情守节的女性。

明清“三言戏”改写中的隐性伦理实践

“三言戏”是明末清初的一批戏曲作家对晚明经典话本小说集“三言”的改编作品。戏曲作家增删小说的伦理内容,新增科介姿势以调节伦理氛围。同时,戏曲的表演性、口头性影响了文本中的符号叙事的形成与改动。事实上,这些符号叙事中的伦理变异,是一股被忽视的隐性叙事力量。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角度,可以看到“三言戏”中,以科介为代表的隐性伦理叙事会与显性叙事伦理有所冲突。对于戏曲文本的接受者而言,文本舞台与案头的两重属性决定了其叙事与接受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间接导致了这一叙事冲突的形成。此外,基于社会道德与伦理冲突的符号化也反映了明清视觉文化对文学叙事的深刻影响。

“三言”中的套语研究

“三言”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套语的使用是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显著的体制特征,学界对于“三言”中的套语研究大多从文学角度展开。而“三言”文本语料价值极高,且“套语”研究近年来逐渐在语言学界得到重视。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专门对“三言”句际连接处的套语进行研究,按照其出现在不同结构中的作用进行分类,从梳理分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三言”中的套语的一些特征。一是共同特征,即具有复现性、固定性、预构性和与语境联系紧密的套语共同特征。二是与契约文书套语进行对比,“三言”中的套语具有弱化性和变体较多的独特特征。对比敦煌变文和宋元平话的相关套语,在套语的发展演变中进一步展示其特征。进一步证实了“套语”在文本之中的重要性。

论“三言”、“二拍”中主题物的书写

主题物是叙事文学中具有功能性作用的器物。在“三言”、“二拍”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叙事构造中,主题物扮演了重要角色。主题物是小说家借以统摄全书思想主旨,生发故事,控制叙事节奏,关涉时风的重要工具。“三言”、“二拍”的作者通过提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使之与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等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进而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

论冯梦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情史》和“三言”为中心

晚明以降,人文主义思潮涌动,文人倡导尊情适性,导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小说文本中生成了一大批新型女性形象,在对市井妇女、妓女及世家闺秀等各阶层人物的书写上,展现全新样态。冯梦龙的《情史》和“三言”,不但歌颂女性的坚贞与多情,赞美其才智与个性,更是对程朱理学中的贞洁观念发出挑战与批判。小说对女性进行全面刻画,重新评价妒妇、荡妇等人物形象,肯定女性对情感的追求及其聪明才智,力图建构独立自主的女性个体,客观上呈现了尊重女性、倡导男女平等的妇女观。

试论“三言”故事中情节的反复与创作倾向

中国古典小说注重情节的起伏变化,情节的反复对于建构小说的叙述结构、丰富故事内容、塑造人物性格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以明代白话小说集“三言”为例,探讨情节的反复产生的艺术效果。“三言”借助情节的反复突出主题,凸显故事发展的张力,表现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在传达作者创作意图的同时,也彰显了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稀见日藏与美藏和刻本“小说三言”考论

和刻本“小说三言”是18世纪中叶“三言二拍”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最早译本,现分别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属于稀见域外汉籍。“小说三言”在翻刻的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本的基本形制,其封面、牌记、序言、目录、正文、钤印等都延续了明刊本的版本特征。另一方面,和刻本“小说三言”又有创新性,《小说精言》和《小说粹言》的牌记形式和内容比明刊本更为丰富,功能更为完善;和刻本“小说三言”在训读方法、行款和插图等方面都与明刊本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稀见和刻本“小说三言”的版本考证与研究对于“三言二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

冯梦龙的经典意识与“三言”的艺术品格

明刊“三言”前各有一序,反映了冯梦龙话本小说经典意识的连续性与逻辑性。而他的编撰工作,则是其经典意识的反映与落实,这表现在对话本小说文体特点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在小说发展史中揭示话本小说的“通俗”意义、努力寻求并夯实主流思想与世俗观念的平衡点、将面向大众的小说艺术追求发挥到极致等诸多方面。“三言”的经典价值还有可能超越当时小说家的认识,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当代性。

汉语语法“行、知、言”三域研究综述

基于所收集到的汉语语法“行、知、言”三域的研究文献,文章从研究现状和趋势、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角度回顾汉语“三域”研究的基本脉络。“三域”研究日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并对该理论本身进行思考。“三域”理论为汉语提供了新的语义解释框架,广泛应用于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中。

“第三空间”视角下的跨文化外语教学应用探索

跨文化外语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化视野,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跨文化外语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分为建构文化知识、比较不同文化、探索建立“第三空间”、批判和反思等四个环节。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这种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跨文化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探索建立本族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平等交流协商的“第三空间”,从而解决跨文化冲突。

论“三言”“二拍”中爱情信物的价值

“三言”“二拍”作为明末世情小说的重要代表,描绘了市民阶层丰富浪漫的爱情故事。爱情信物作为见证青年男女爱情关系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物件,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能够影响文本,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形象更加丰满,情节更加曲折,主题更加明晰。“三言”“二拍”中的爱情信物也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出宋元明时期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男女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展现出长久形成的民俗文化赋予的美好寓意,还可以映射出时代对“情”的强烈需求。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三言二拍”英译的误读与重构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如何对其做好更佳的英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战略和实践意义。英译由于涉及中国文化和白话小说的许多特有形态,必然会产生文化的损耗和渗透,造成误读和重构。韩南译本与王惠民、陈陈译本是学界两个有代表性的英译本,因其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不同,其译本的面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宗喀巴大师《三珍宝训言》解析与注疏

诗歌是藏族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藏族著名佛学家、文学家宗喀巴大师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知行结合的求实态度、准确巧妙的文字表达能力被宗喀巴大师称之为“世间三珍宝”。《三珍宝训言》是宗喀巴大师诗歌作品中的经典之篇。该作品具有突出的音韵美,在形式上抑扬顿挫、节奏清晰、音调和谐,在内容上充分表达和张扬作者的哲学思想和理想信念,整体上表现出丰富的文学艺术之美。该诗歌作品通常被节选采用于各中学或高校的《藏族历代文选》课程教材。以诗歌作品《三珍宝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该诗歌作品中的鉴赏难点进行梳理和解析,对重点部分作出解析和注疏。文中对现当代部分研究者相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一些误解亦进行分析和辩驳。研究认为诗歌作品《三珍宝训言》作为一篇经典藏族诗歌作品,能够充分表现了藏民族文化经过长久的文化积淀,表现了独具藏族特色的审美韵味和写作特色;《三珍宝训言》中融合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容,在创作中采用宗教特有的神秘、崇高而神圣的诗歌意象,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民族文化精脉表现在诗歌丰富的意象中;宗喀巴大师的哲学思维性观念和抽象思维中凝聚其精神内核和创作理想,由内而外传达出文化的归属和认同感;宗喀巴大师在该作品中也表达出对诗歌体裁本身的赞美和颂扬,对诗歌在现实生活中对个人和整个时代精神风貌、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正面积极的唤醒和激励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