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清初明清易鼎、满汉易位的特殊时期,屈骚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骚体赋创作日兴。顾景星作为顺治朝骚体赋作品最多的赋家,其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创作理念上,追求以经世为旨,以自然为本,强调古为今用,并以此统领骚体赋创作。义旨上进一步开拓,在传统题材中注入时代因素和不同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形式上袭用屈宋辞赋模式,同时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如援引典故代言、拓展空间范围、强化战争因素等,形成味蕴自深、雄赡沉博的审美风格。由个体而一般,在清初骚情淋漓的创作风尚中,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体现出清人继承传统而又力求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略论刘勰的文学史撰述策略——以《文心雕龙》之《辨骚》《诠赋》为中心

《文心雕龙》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述,却带有明显的文学史意味,其中《辨骚》、《诠赋》等篇尤具代表性。刘勰并非有意撰写文学史,而是在探求各体文学特征和写作规范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走向分体文学史,在文体论和创作论的交汇中不期然而然地勾画出各体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脉络。这种异于近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撰述策略使《文心雕龙》得以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于一体,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论朝鲜李朝前期的骚体赋

朝鲜李朝前期大致与我国明朝同时,此时汉文骚体赋出现繁盛局面。赋家不仅在辞赋形制上沿袭了楚骚经典意象、意境,更深入探讨骚体赋的句法结构;在题材内容上,从抒情扩大到文化、祥瑞、治道、理学等类,从而使骚怨大大淡化。其盛行的原因,首先得自朱熹《楚辞集注》东传后的影响,其次受我国元、明时期“祖骚宗汉”赋学观的深刻影响,再次,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赋家遭际也有一定关系。

汉代骚体赋的京都抒写

汉代骚体赋承续了屈辞的恋都主题,而在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具有分化的表现。屈辞抒写的郢都,恒与家国、姓族、故乡乃至自身命运、政治理想、姓族荣耀一体交融。然而骚体赋在东汉中期以前的帝京眷恋却排斥了故乡的思念,变成政治热情和出处志节的单项维系,这是皇权稳固的时代士人政治热情的集中体现。东汉中后期皇权渐衰的政治局面和仕进不达的现实困境反映为骚体赋抒写对于京都的疏离,故乡的回归成为抒写的主题。从屈辞到骚体京都抒写的汉代演变,显示为一体文学的主题回环与分化过程,反映了士人对于政治仕进依违难决的矛盾心态。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在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所属范畴划分上,对其是否包含拟骚之作、是否归属于诗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二是总结归纳了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三是对骚体赋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个案式解读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不但明晰了骚体赋的文体特征,总结了骚体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对于推进辞赋研究整体进程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骚”意的消解——北宋骚体赋的变轨之途

"骚"有扰动不安之意。拟《骚》而作的骚体赋发展至北宋诸家,从套用骚体赋基本句型"兮"字句,到拉长句子削弱其抒情意味,不仅变为散体意味更强的说理句式,更以直抒胸臆的浅切表达取代了"兮"字句承载的扰动不安的骚人旨趣。宋人好论之风强化了"泛文化"的倾向,他们在赋中说理议论,不时加入序言破体为文,骚意渐失。除句式和内容上的改变,宋人更以清晰的理路驾驭骚体赋,短章巧制,结构俨然,同时确有所指,与《骚》杂乱无章,呼天抢地迥异。骚体本质上扰动不安的穷愁也渐为宋人平和超然的内敛态度取代。北宋末,李纲以适意旷达的人生哲理消解骚意牢骚之情,终于完成了北宋宋祁、苏轼、苏门、李纲等人对骚体赋的变轨之途。

《离骚》名物表现手法之新论

在《离骚》中,屈原匠心独运地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中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将自然环境中的草木鸟兽与社会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人世间存在的真实事物与神灵间幻想的虚幻事物极其巧妙地组合在一块,从而建构出一个五光十色、摇曳多姿的名物世界。尽管《离骚》名物的表现手法颇为复杂,切不可不加分辨而统言之,但若仔细寻绎,却仍能理出头绪。概而言之,《离骚》名物有四种表现手法,即纯赋法、纯比法、纯兴法、赋中兼比法。

“文学自觉”再思考——以诗、骚、赋为重点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和鲁迅先生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以来聚讼颇多。参与争论的学人忽视了不同历史阶段下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但没有把握住当时文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只是搜集分析一些具体的材料就得出结论。文章梳理先秦至建安三国时期文学发展的大致特征、脉络,可以为思考"文学自觉"提供另一条思路。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黄道周骚体赋创作原因初探

晚明闽籍著名学者黄道周一生以讲学、著述为务,不仅理学、经学成就斐然,而且骚体赋的创作数量亦不少。黄道周能创作如此多的骚体赋,除弥漫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的影响外,闽地楚辞学传统的熏陶、少年成长环境的影响、闽地淫祀风俗的浸染、楚辞独特的体制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黄道周倾心骚赋还出于对屈原、贾谊的钦慕,以及与他们因遭遇相似在心灵上激起的异代同慨的共鸣。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李白辞赋篇目今存八篇,其赋作具有深蕴的儒道思想观,其自然贯道体儒的方式在其辞赋作品中得到张扬与诠释,其辞赋不但对庄骚艺术化陈出新,更继承了庄骚精神与思想内蕴,加之独特的个性诠释,正为其辞赋创作之精义。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在《离骚》、《高唐赋》“高丘”研究中的意义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的地理位置可能在江汉流域北部的筑水流域,与《离骚》、《高唐赋》＂高丘＂同在江汉流域。《离骚》、《高唐赋》＂高丘＂是《山海经》＂帝女神话＂向＂瑶姬神话＂演变过程中缘于＂江汉流域＂地域背景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地域属性的神话元素,而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则是《离骚》、《高唐赋》＂高丘＂神话形象的＂原型＂。

《卜居》、《渔父》作者探析——以宋玉骚赋考察为主

《卜居》、《渔父》是作者存疑的楚辞作品之一,而宋玉是与屈原同时代或稍于其后能追步屈原辞赋者,世称"屈宋"。从辞赋发展史看,将屈宋作品对比观照,对于判定和证成《卜居》、《渔父》的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而通过屈宋作品的对比观照以及《卜居》、《渔父》思想情感探析,其作者定为屈原较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