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宋代“右文说”研究述评

现当代学者对于宋代“右文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宋代“右文说”的学术渊源;二是评析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论述;三是阐述宋代“右文说”的学术价值。第一个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当代学者归纳得较全面,第二个方面关于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研究材料挖掘不足,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仰山铸铜夯国学之基石煮海为盐润绝学之余晖——胡安顺教授《说文部首段注疏义》评介

《说文部首段注疏义》博采輓近学者之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成果,疏通阐证段玉裁《说文解字》部首之诠释,纠绳其失,补所未逮。该书材料详备,引证弘富,奄有众家之长,卓识宏议,无一懈笔,充分发扬了古人“仰山铸铜”之治学精神。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从韵文和谐声看朱骏声的泰部独立说

本文讨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独立的韵学思想。通过“履泰合用:(履部独用+泰部独用)”方法统计履部、泰部的谐声字组和韵段,我们发现履部和泰部在不同的音韵材料中音韵关系不同:履泰合用诗经韵文占9%,群经韵文占38.67%,谐声字组占54.08%。这表明诗经韵文中的泰部独立性最强,朱氏泰部独立的主要依据是诗经韵文。

新见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残片考释

近年来,国内拍卖会上陆续拍卖了3件民间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分别是2014年德宝古籍秋拍的第64、72件拍品和2021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3697号拍品。通过列表分析发现,这3件佛经为新发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已公布的英藏、俄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相比较,也属于不同版本,但均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本TK-139、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翻译而来,且64号和3687号佛经内容前后相接可以缀合,是同一版本相连的两件文献。此外,保存较为完整的施经发愿文是新见内容。从版式及发愿文中的“大朝国”来看,应为蒙元时期刻本。由此可知,这3件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是以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在蒙元时期重新排版印制。多个版本的汉文、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在西夏和元代的流传,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和儒家孝道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西夏文《佛说遍照般若波罗蜜契经》考释

12世纪中叶,夏仁宗具名翻译了西夏文《佛说遍照般若波罗蜜经》,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抄本残叶是存世孤本。有证据表明西夏翻译所据的底本与传世经文略有不同,解读和校勘这个文本希望能对佛教文献研究有所补益。

雷浚《说文段注集解》略论

清代学者雷浚的《说文段注集解》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重新分类和系统编排的一部巨著,作为近出新材料,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传本,鲜有人研究。该书摒弃了“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方式,采用编画法和自然分类法对《说文解字注》重新编排,删节了各字条的说解,并新增一些字头和双音节词,在具体内容上少有创新,但用字上多有变动。该书为段学研究和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分类不全、体例不一、字词关系混乱等问题。

论魏禧的“说”体文

魏禧以《说引》统摄其所作之文的文体特征,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意义。他的文体特征强调“标事约指”,旨在主旨凝练、叙述简约;“休戒箴切”,旨在情感真挚、劝诫到位;“辞达而理举”,旨在辞章畅达、道理显明。总体而言,魏禧“说”体文大致符合其总结的文体特点,并与其“积理练识”以作文、笔法“真简”且“辞达”、情感“真”而“醇”的文论观相契合。

秦简与《说文》小篆文字形体比较研究

秦简文字再现了当时的书写情况,本文从与官方小篆纵向对比入手,比较字形的差异,给简化的秦简文字归类,识别其中的讹变字、俗体字,并归纳复古写法的字。由此得知“书同文”政策的实质面貌,补正对历史史实的认识。

《说文浅说》初探

《说文浅说》是晚清学者郑知同探讨“六书”的专书,蕴含了郑氏丰富的“六书”思想,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是最能反映郑氏“六书”理论的著作。该书是研究清代“六书”学体系和郑知同学术成就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

《说文》或体之义近形符通用考

义近形符通用,是自甲骨文便有的一种构字方式,《说文》中的一部分或体即以此方式构成,在对或体及其相应的字头正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得出四十五组义近形符通用例,并从义着手,辅之以形,这些形符有的仅义近,有的甚至字形也相近,而这个通用原则是构成异体字的一个重要手段。

《说文》叠体字的构形与意象思维

叠体字是汉字中特殊的构字形式。最早系统整理和直接训释叠体字的是东汉的许慎。《说文》的小篆叠体字组合方式齐全,具有明显的强化信息的造意功能,显示出意象性、整合性的构形思维特征。叠体字是汉字孳乳初级阶段的产物,是汉字由表形阶段向表意阶段发展的“速生体”;由于其本身存在表意不清、书写繁复等先天不足的弱点,因此最终逐步被音义兼表的形声字所取代。

《说文》收字释义文献用例补缺——以简帛文献证《说文》

《说文》所收字所释义有不少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只见于后世传世文献,成为研究《说文》的一大难题。本文以简帛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难题有不少都可得到解决,许慎所收字所释义并非向壁虚造,同时也说明出土简帛文献具有重大的语料价值。

《说文》形声字误断探因

讹变并不足以解释许慎在《说文》形声字判断上的所有错误。六书理论的局限性,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形符与声符的省简,汉字与汉语相互影响及其发展的复杂性,汉字结构布局的可挪移性,《说文》时代的局限性等多个原因造成了《说文》形声字的误断。

基于语料库方法的数字化《说文》学研究环境的构建

本文讲述数字化《说文》学产生的背景、必要性和构建基于语料库方法的数字化《说文》学研究环境的设计思路,并说明利用计算机研究《说文》的初步成果,以及数字化“说文学”在中国文字学研究创新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之古文

孙诒让的“古文”有专指和泛称的差别：专指时是《说文》中的古文,泛称时是小篆以前的汉字形体。孙诒让是利用《说文》古文材料来考释甲骨文的第一人,他用以单字证单字、以偏旁证单字、以偏旁证偏旁等方式来考释甲骨文。

《说文》中误判的谐声字声符

通过考察小篆以前的古文字材料,证明《说文》对一些谐声字声符的判断是错误的。引起误判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

《说文》正篆―重文中的秦汉分化字

文字分化与汉字发展的整个过程相伴随。本文对正篆―重文中应用至今的秦汉分化字逐字调查,通过字形演进脉络的梳理和文献用例的分析,说明《说文》正篆―重文之间不仅存在着异体字、假借字和同义换读关系,而且存在一定数量的秦汉分化字。文章讨论了正篆―重文的字形分化方式和二者之间的字词对应关系,进而揭示正篆―重文秦汉分化字的基本特性,以期加深对文字分化现象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