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对其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保护具有重要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已有了初步的立法规则构建,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年龄划分界定不清、监护人同意规则不足、未成年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现实困境。结合域外国家最新立法及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以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础,需要对未成年人年龄标准进行三阶段界分、提出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未来出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保护制度,以此优化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未成年读者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但实践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严重问题,应予以解决。研究发现,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适用落空,知情环节存在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同意环节存在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问题。数字图书馆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在知情环节提供专业与多版本服务协议,严格履行法定的持续告知义务;在同意环节尊重同意撤回权与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同意者身份集约认证。最后,数字图书馆还应注意保护孤儿与“事实孤儿”的个人信息权益。

知情权和选择权在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住院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知情权和选择权在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住院过程中的应用方法。比较知情状况对就诊、住院合作程度的影响。方法先让患者法定监护人享受知情权和选择权,法定监护人同意让患者享受知情权和(或)选择权为知情组,否之为非知情组;患者同意住院为同意组,否之为非同意组。结果非知情组对就诊、住院和治疗的合作率及法定监护人对住院方式的满意率明显高于知情组,经χ2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5);非知情组就诊、住院和治疗的被强制率显著低于知情组。经χ2检验,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把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转移给患者法定监护人的方法是切实可行。

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企业责任

儿童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好奇心强以及消费行为活跃等原因,成为网络环境下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要对象之一,这往往导致其隐私权等权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受侵害的风险。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自律规则中都规定了企业尊重和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人权责任,但是当前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实践活动却缺乏符合儿童特殊需要的、覆盖所有儿童主体和整个信息生命周期的系统性规则,不仅忽视了儿童群体因年龄、性别等方面的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保护,也忽略了监护权与儿童独立隐私权、保护与促进参与发展的平衡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儿童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应促使企业在保护儿童的网络隐私权方面,针对他们特殊的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儿童的隐私保障政策、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充分开展儿童网络隐私权的影响评估,为儿童网络隐私权提供技术和网络素养的赋权,促进其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全面实现发展目标。

民法典视域下非近亲属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研究

在《民法典》的监护制度体系中,监护人的范畴还包括被监护人近亲属之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然而现行立法关于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规定却较为混乱,如医疗决策时适用的知情同意制度,仅以患者和近亲属为核心构建,缺少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明确规定,致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存在障碍。故当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对《民法典》相关制度予以优化,明确监护人之知情同意权主体的规定,并加强医疗机构对之的监督职责,以保障作为患者的被监护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的三重保护规制

随着未成年网民规模扩大,其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成为焦点。我国将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主要分为家庭、网络和公权力保护,但家庭保护中的监护人同意遭受质疑,网络保护中的主要责任主体缺位,公权力保护中的救济规则构建存有缺陷,使三重保护出现漏洞,危害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通过“替代决定”模式修正,从而明确履行网络安保义务,规制公权力保护救济,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信息权益保护,实现三重保护衔接,在尊重未成年人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

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研究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是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创新性规定,法条内容紧跟时代发展和国际最新立法理念。然而我国法律规定的医疗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仅以患者和其近亲属为核心构建,将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排斥在外,导致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存在障碍。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维护被监护人的意志自由,应当明确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享有知情同意权,并确立患者近亲属与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冲突时的相关规范,对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进行法律规制,完善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