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一个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

作为明代民间从事航海贸易的典型代表,汪直的海商身份不容置疑,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非凡的影响力使其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他讲求商业诚信,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并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互市。而对于"海盗"和"倭寇"的指摘,并没有准确而可信的证据。汪直的败亡,归根结底是其代表的商业生产方式不容于当时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封建社会,最终被统治集团作为政治靶标予以剿除。

惠州市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思考

惠州市连续十三年实施了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全国首个设立"休渔放生节"的城市,休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根据相关专项调研和调查资料,总结了惠州市执行休渔制度的做法和效果,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福建巡抚陈瑸与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陈瑸先后主政台湾、福建,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福建巡抚。其在灵活处理台湾海防与海禁的关系中,表现出极强的海防意识,并找到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清廷对其提出的策略多有采纳,对制定台湾海防策略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学界研究其治闽、治台期间事迹,多褒颂其为官之操行,甚少涉及其在台湾海防方面的功绩与贡献。通过梳理其主政期间所采取的海防之策,以及其对清廷海禁政策的灵活处理,可窥探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一步理清台湾陷入两难困境的背后原因:一是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二是与全国边防体系的部署有关。

试论越南关于南海问题的硃本“新证据”

越南方面从硃本档案中找出19件有"黄沙"字眼的文件,研读后可知其记事价值有限,与编选者所称差异较大;19件硃本史料具有原始性,但是否有决定性影响力值得商榷,从史学史角度观察,硃本虽属档案类史料,然而史学权威性却不及《实录》;硃本记事与其他典籍冲突,与国际法原则相违,不能成为越方关于南海"主权"的"新证据"。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海洋战略概述

中华文明不仅包含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也包含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国人有自己的航海传统和海洋观念,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海洋道路。研究表明：从公元前3世纪到15世纪中,中华民族的古代航海事业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自秦代起,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就已经与国防安全、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起来,以后的朝代也以海外岛屿作为国家安全的屏障。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对国防安全物资和民生物资实行垄断经营,对海外贸易实行垄断经营,以非暴力方式经营海上力量。同时,对海外领土和海外藩属较为忽视,对海外移民实行严格控制,对西方来华贸易采取行商管理模式,实行海禁政策。

定海“红毛馆”与十八世纪舟山对外贸易

定海“红毛馆”是康熙乾隆年间浙江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开放了半个世纪。“红毛馆”的兴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外政策的变化，其历史教训值得后世思索玩味。

蓝鼎元东南海疆蓝图述论

蓝鼎元关于东南海疆蓝图的构画,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蓝鼎元斯人与文俱奇,其所留著述中关于海洋经略的内容大有可采,其卓识远见不断为后续历史所证明,蔚然无愧于"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的称谓。

明代前期“海禁”背景下的民间走私瓷器贸易

明代前期,朝廷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本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瓷器的对外走私贸易状况,并以此为基础,还宏观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整体的对外走私贸易状况。同时,本文还对明代中后期朝廷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的民间瓷器对外贸易状况做了简要评述,通过对海禁开放前后的对比分析,更进一步明确了明代前期“海禁”政策带来的诸多弊端。

胜利油田滩海潜堤施工技术

胜利油田滩海地区是油田产油的重点区域。近年来,由于黄河来水锐减,致使海岸线蚀退,海水严重浸入海岸线,对胜利滩海油田海堤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防止海岸线蚀退,已列为中国石化集团重大科技攻关课题。文章根据胜利油田滩海地区特殊的施工环境,结合多年在滩海潮间带的施工经验,提出了3种施工方案,即板桩直立墙式潜堤结构施工、双排管桩内外侧抛石堤结构施工和抛石堤上平铺FS浆垫结构施工,并着重对双排管桩内外侧抛石堤结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治理胜利油田滩海地区海岸线蚀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借鉴。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略论中国明清之际海上力量的衰落

海上力量根本上是一种海上能力。舰船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掌控能力,是海上力量的最终体现。明朝之前,中国已经有巨大的海上力量。即便是在明初,中国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自明朝中期到清朝,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有两个比较面向：一是纵向的,中国比原来差了。二是横向的,中国比欧洲差了。关于中国明清海上力量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民间海上力量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至少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

明代前期厉行海禁政策时,中国瓷器的海洋输出主要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以琉球人船只为中介的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格局中进行。国外沉船及遗址出土资料显示,瓷器输出品种以龙泉青瓷为主,景德镇、福建及广东等地的民窑产品也通过走私途径参与。但总体来说,中国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市场仍然匮乏。

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

海疆治理政策是清朝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别于前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几代统治者的悉心经营之下,清朝前期海疆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疆域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清廷在海疆决策层面也出现了诸多失误,落伍于世界大势,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客观而言,这其实已不仅仅是清王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两种文明和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长期博弈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清朝自身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