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无司法令状使用GPS设备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冲突与协调

在美国警察无司法令状使用GPS系统跟踪嫌犯获取其公开场所的信息,不侵犯隐私权;相反,如果获取的信息属于房屋等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场所,则侵犯;如果长时间监控、并获得海量的个人行踪信息,则侵犯;相反,则否。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在嫌犯的财产上安装GPS就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通过对以上判例的分析,提出合法使用GPS跟踪技术需要考量的若干要件:即使用的性质;获取信息的地点;获取信息的时间长短和数量;犯罪类型;必要性等。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令状主义的例外及其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将令状主义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令状主义背后所体现的司法审查精神、对公权力的制约思想以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值得在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贯彻。在侦查程序的构建中,应将令状主义作为解释的指针之一。对于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否则将导致令状主义的空洞化,紧急处分说可以作为这种限缩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先行拘留与扭送对象之一的现行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做统一理解。从紧急处分说出发,预备犯原则上不得作为现行犯处理;对于"正在实行犯罪"这一要件的解释,必须同时具备现行性、明白性、急迫性,对于明白性的判断应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对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一要素的解释,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性。

警察无证搜查手机与公民隐私保护问题探析——以美国的司法判例为主要研究对象

警察能否无证搜查嫌犯的手机?可以。但是,要受到若干限制:一是必须符合无证搜查的例外;二是手机存储的信息必须与嫌犯所从事的犯罪有关;三是逮捕嫌犯后,警察应该尽快搜查嫌犯的手机;四是无证搜查的范围仅限于警察合理怀疑存有犯罪证据的部分,不得对手机进行全面的搜查。当然,最可靠的方式是警察先扣押嫌犯的手机,然后再申请搜查令搜查嫌犯的手机。

从授权到限权——搜查令功能研究

搜查证在具有授权功能的同时,通过对搜查对象的具体描述还具有限权功能。在中国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对于搜查证的授权功能没有疑问,但是,对于搜查证的限权功能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表现是,搜查证中记载的内容非常有限,通常仅限于对搜查对象的概括性描述,因此不足以形成对侦查人员搜查权力的限制。

完善我国搜查程序之构想——以两大法系搜查程序为借鉴

搜查对有效惩罚犯罪,减少或避免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但又可能对被追诉人及案外人的人身及财产权造成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搜查的主体、搜查证、搜查的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借鉴两大法系搜查程序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搜查程序的设想。

困境与出路:论我国无证搜查制度的完善

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成文法或判例形式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无证搜查制度,而我国无证搜查制度的立法却十分粗略,有违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以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我国的无证搜查制度应当加以改革和完善,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契合。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搜查制度与借鉴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搜查制度各不相同,然而搜查一般都应遵循司法审查、特定性、合理根据、人格权保障等原则。为加强两岸间交流和保护人权,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刑事搜查制度的经验,逐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美国刑事法上的“紧急侦查”原则及其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

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制定证据法。其中,通过司法机关签发令状的方式规范侦查行为以及排除非法收集证据的观点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美国刑事法中的紧急侦查理论的分析,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内容、发展过程和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制定刑事证据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搜查是侦查措施的一种,属于依靠强制力的国家行为。由于其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即住宅和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故各国法律均对搜查制度予以严格规定。本文通过对刑事搜查的基本界定,阐述刑事搜查的基本原则,结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搜查制度的比较,将刑事搜查的分类予以明确,并通过了解与搜查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救济规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现刑事搜查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问题,借鉴他国合理合法的做法,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针对缺陷提出一些建议。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侦查实践标准的介绍与启示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侦查实践标准包括搜查令标准、讯问标准、获取证言标准、战术规划标准和决策标准。其中搜查令标准在搜查权限、搜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搜查令标准划分的科学性、搜查令规范执行的灵活度等与中国刑事搜查令标准等存在不同且对中国刑事搜查令实践标准的改进具有启发性。

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的完善——从中美搜查与扣押制度比较研究谈起

在刑事法治方面,搜查与扣押问题是继刑讯逼供、高逮捕及羁押率之后我国刑事法治人权保护所面临的第三大障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权的行使常存在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我国在搜查与扣押证、令的审批、搜查与扣押的时间、搜查与扣押的手段、搜查与扣押的内容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纰漏。而美国在宪法及刑事立法方面的相关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应予完善:首先,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层面规制搜查与扣押权利;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对以往搜查证及其申请的范式内容进行变革,搜查证及其申请必须详细描述搜查对象的特征;第四,对搜查与扣押时间加以规制,并在法定的搜查方式与范围基础上丰富搜查的方法;最后,侦查人员在搜查时需要进行扣押的,可根据搜查证中的具体描述予以扣押,不需另行申请扣押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