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和产业选择

城市低碳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而“强省会”战略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为“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选择提出了新要求。【目的】研究刻画长江经济带地级市行业的低碳经济效应,探讨产业选择问题。【方法】研究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结果】长江经济带城市行业碳减排潜力较大,其中建筑业最大。“强省会”战略下,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的产业低碳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南昌、贵阳、昆明、长沙等小核心省会城市制造业和部分社会服务业等产业的减排潜力较大。【结论】省会城市应重点发展社会服务业,非省会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取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重点发展。

强省会战略背景下城市合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济南与莱芜合并为例

在强省会战略背景下,寻求与周边城市或区县合并成为有效开拓城市腹地、扩大经济规模、优化产业布局、吸引劳动人口的有效手段。然而由城市合并带来的规模集聚真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吗?本文以济南与莱芜合并为例,收集2003—2022年山东省各地市、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江苏省内各地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城市合并前后产生的处理效应,评估城市合并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长江中游省会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与比较研究

省会城市是引领长江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动力,也是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营商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对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通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2017—2021年长江中游地区的3个省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地区中,武汉市和长沙市营商环境指数表现为上涨态势,南昌市的营商环境出现下降特征,且市场环境、公共环境和政务环境在各省会城市之间仍存在差距,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也面临法治环境和生态环境挑战。针对上述问题,从加强跨城市合作与学习、优化公共环境建设、改进政务环境建设、推动法治环境建设、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优化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营商环境的建议。

兰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测度研究——基于西部10个省会城市比较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文章基于构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对2022年甘肃省兰州市与其他9个西部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发现:兰州市总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省会城市排名较为靠后,在人口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两方面测度排名相对靠前,导致兰州市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融合发展缓慢,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活力欠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能级的对策研究——基于石家庄市的调查

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能够有效提升城市能级。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和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持续壮大产业经济,全面实施人才强市,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逐步改善人居环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支撑乏力、人才集聚不足、辐射带动不强、文化品牌缺失等制约因素,城市能级提升空间巨大。文章在深入分析石家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振兴实体经济、融入城市群发展、完善人才机制、优化空间布局、培育城市魅力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提升城市能级的对策建议。

基于三角模糊数的中国省会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

收集整理了中国33个省会城市(除中国台北)的表层土壤6种重金属(As、Cr、Cu、Pb、Zn和Cd)含量。针对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的模糊性和评价参考标准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将三角模糊数理论引入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领域,对其含量和评价标准进行表征,结合地累积污染指数法,建立了基于三角模糊数的城市土壤污染评价模型,并采用该模型评价了中国省会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结果表明:研究区域中6种重金属污染的总体水平较低,均属于轻度和偏中度污染水平,按污染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Cd>Pb>Cu>Zn>Cr>As。其中Cd的评价结论模糊性较高,表明其可能存在局部性污染,应该引起重视。与确定性模型评价相比,该评价模型较好地弥补了确定性评价模型的不足,评价结论更加准确、全面、合理,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省会城市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的首位集中度评价

为全面了解和分析省域内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向省会城市的集中情况,本文以2017年、2021年为节点,运用首位度分析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法等评价了省会城市卫生人力、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利用等3个方面的首位集中情况与空间关联特征。结果发现:(1)与2017年相比,2021年省会城市的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的首位集中指数下降,要素资源配置日趋均衡;(2)省域内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向省会城市的集中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包括“轻度集中”“中度集中”和“重度集中”3种类型;(3)不同维度的省会城市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首位集中表现有所差异,卫生人力最高,服务利用最低;(4)省会城市的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首位集中度存在高度的空间关联性,卫生人力的高值集聚表现显著,在西部与西南部省域形成连片蔓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及优化——以南昌市为例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省会城市空间扩展特征与规律——以沿海省会城市南京、杭州、济南、广州为例

在总结现代省会城市的空间结构特点的基础上,以四个典型沿海省会城市南京、杭州、济南、广州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空间扩展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得出沿海省会城市空间扩展沿交通走廊定向发展、集聚与扩散等主要规律。指出沿海省会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利用、环境恶化、用地无序蔓延等问题,对未来大都市良好生态环境建设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交通通达性比较研究

最近根据区域平衡发展的需要,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根据经济增长极理论,中部地区的崛起需要一个区域性的一级增长极城市和各省区内部的二级增长极城市,从交通通达性的角度,分别从总运输距离、通达性系数、位势和铁路航空便捷度方面,对中部六省会城市进行了科学的比较.结果显示,武汉在所有的比较项目中均处于绝对的领先优势,郑州和长沙次之,太原优势最不明显,因此文章认为武汉是中部崛起过程中的核心增长极城市.

非省会省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理性思考——以苏南A校为例

大学的荣耀不在于楼宇的宏伟,而在于其师资的精良。非省会城市省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群体,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然而这类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师资引进步履艰难。在高层次人才师资引进方面囿于地理位置、人才规划、考核体系、人才平衡与融合等方面因素,见效缓慢。基于这种个性与共性的问题,既需要学校自身积极作为,建立科学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规划与评价系统,建立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体制,完善人才引进后的配套工程;又需要学校所在地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为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提供坚实的政策与财政支持。

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

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是衡量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方法,能够反映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差异,是区域旅游规划中选取旅游增长极的科学途径。然而,旅游研究数据难以获取,使得定量评价研究滞后。本文试图选取容易获取数据的统计指标,同时尽量保证指标的实用性,将城市旅游竞争力分解为竞争业绩、竞争潜力和环境支持三大要素,每个要素又分为若干子要素。并采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西北五省会(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量化。对得分相近城市作了对比分析,从而验证了该指标体系的实用性。通过各个指标的综合分析,进一步给出了各个省会城市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建议。

中心城市创新首位度提升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南京市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特大城市,但城市首位度不高通过对南京都市圈的城市规模、综合经济、科技人才、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对外开放的分项首位度综合研究,属于中度首位度城市,应围绕战略统筹规划创新、资源协同融合创新、产业集群政策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和智慧城市整合创新等策略,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创新首位度.

中国城市网络团购市场供需协调性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分析

以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尺度揭示中国城市的网络团购市场供给规模与需求潜力的协调性特征。结果表明:团购市场供给规模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的供给规模和需求潜力的协调发展程度整体较好,供需失调现象明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团购市场供给规模及其与需求潜力的协调性均遵循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尺的等级式扩张路径。餐饮、娱乐和旅游酒店3类团购市场供给规模相对需求潜力表现出了较明显的过剩现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团购市场供需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团购市场供给规模和需求潜力水平是团购市场协调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结构优化程度、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人民福利、人才及科技实力和环境质量六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武汉综合得分最高,太原最低.文章最后对提升中部省会城市竞争力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中部五省省会城市科技竞争力研究

文章通过对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潜力、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科技外向性等方面的考核,参考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部五省省会城市科技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利用归一化法对各城市1996年和2003年的科技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研究,为各城市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工作者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结构研究

基于银行、证券、保险、会计、物流和广告六大类、472家国内领先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在中国31个省会城市跨区域经营形成的企业组织关系数据,运用互锁网络模型,对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的整体结构、功能结构和“城市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在整体网络结构方面,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的主要服务联系已形成以京、沪、广、蓉4个城市为顶点的 “金字塔”形结构;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的空间连接方式呈现出跳跃式和邻近式交织并存的特征,但省会城市网络的空间连接存在明显的断层区。在功能网络结构方面,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的主体结构呈现单中心与多中心并存的态势,且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城市空间指向性和板块分异性。在“城市对”结构方面,中国省会城市网络的“城市对”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京、沪指向性,并且四大板块及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对”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清代城市数量的变化及原因

清代是中国农业时代最后一个专制王朝,随着清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置城市数量较前代有较大发展,一是行政建置城市总量增加,二是重要城市(省会和府级城市)数量增加。清代行政建置城市的增加有着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其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

西部省会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提升城市竞争力、发展城市经济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主成分分析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西部11个主要城市的城市竞争力进行了排序和评价,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