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中优势地位滥用说之质疑——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13条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被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的之一便是规制平台中不公平交易问题,但争议颇大。优势地位说是反垄断法中支配地位说的降格,同时剥离结构分析的前提,看似加大对优势平台的监管,实则会导致条文滥用和经营风险,伤害市场秩序的可预期性。优势地位依赖于企业市场力量,网络平台基于渠道资源自然形成规模经济与优势地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平台上经营者为逐利依附于平台属自愿行为。平台合法利用优势地位扩大盈利能力与交易效率并无不当,对违法利用优势地位的规制必须回到滥用支配地位的反垄断监管框架中。若期待对损害公平竞争的滥用行为进行直接监管,法律应直接予以类型化,而非新设一般性专条。

“抓大放小”:基层有限规制协管员“以权谋利”的逻辑——基于B市Z区城管协管员案例

如何解释城管领导容忍城管协管员滥用自由裁量权谋利?既有研究基于“街头官僚”、“委托-代理”、“庇护主义”难以解释该问题,本研究基于B市Z区城管协管员案例,揭示了城管领导容忍协管员以“权谋利”的逻辑,即“抓大放小”:当某项任务涉及城管领导的重要考核时被认为是“大事”,当某项任务不涉及城管领导的重要考核时被认为是“小事”,是否影响领导的重要考核成为“大”与“小”的边界,城管领导通过“放小”容忍城管协管员“以权谋利”,动员城管协管员全力以赴“抓大”。这源于作为制度边缘人的城管协管员激励的缺失,而“以权谋利”某种程度上弥补制度缺失导致的激励不足。为了推进城管工作,尤其是动员城管协管员全力以赴城管的重点工作,城管领导只能对城管协管员的“以权谋利”有限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