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治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遭遇频繁且严重的灾荒问题。中共积极采取生产自救、防灾与救灾结合、政府与社会并济以及救灾与革命并进的方针策略,通过各类救治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情。同时,晋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救灾工作的领导经验、救灾社会化经验、救灾动员经验以及灾民的思想心理安抚,也为当前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明朝救荒立法述略

自然灾害的出现 ,直接造成生产的衰竭、社会的动荡以及统治政权的不稳定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不得不运用各方面的力量 ,与自然灾害抗争 ,明朝在抗灾救荒方面功效显著 ,尤其是救荒立法上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论华中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中的救济措施

在中国,素有"无灾不成年"之说。抗战爆发后,面对人祸天灾,中国共产党把救济灾民、扶助贫弱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华中抗日根据地各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制定出适合各地实情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具体行动纲领。在灾害发生时和灾后,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采取有力的救济措施以解灾民燃眉之急。本文试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作一尝试性探讨。

论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的救荒

民国时期陕西省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28—1930年的大旱灾。旱灾发生以后,国民政府和民间社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积极救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种种约制因素的存在,使救灾效果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救灾也有其积极方面,国民政府通过救荒,权力得到了深化,政府控制能力得到加强。

道光十一年苏皖救灾述评

道光十一年江苏、安徽等省发生大范围的严重水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本次救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了失治腐败对晚清荒政的消极影响。

论秦汉饥荒的分布特点及救荒措施

秦汉饥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且分布不甚平衡。对秦汉饥荒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为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口人地理具有重大意义。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成果,通过计量研究及区域对比,特从秦汉饥荒的时空分布特点、饥荒产生原因和救荒措施等方面对其加以论述。秦汉时期的56次饥荒分布于全国13州部,其中以关东地区最为严重。赈济钱粮、迁徙饥民、减免赋役、去奢从俭等措施的践行,标志着秦汉饥荒救助体系趋于完善,也对当代防灾救灾具有借鉴作用。

财尽何以救民: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应对

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此时,中共山东省政府也财粮紧张,山东解放区陷入“国困民穷”的境地。中共华东局自2月底将救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心,前期通过“以工代赈”为代表的政府救济,缓解了灾情;后期在政府财粮不足的情况下,又通过发动普遍的“民间互济”,较好地完成了救灾。成功救灾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对自身组织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掌控。在救灾的同时,中共也改善了此前紧张的党群关系,山东解放区得以继续为战争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援。

试论清代京畿商人与灾荒救济

清代京畿地区作为靠近政治中心的畿辅重地,不仅灾荒救济制度完备,而且灾荒救济的主体也呈现多元性的特点,其中商人群体的参与往往成为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清代京畿灾荒救济中的商人,作为救助主体的地方民间力量,其参与涉及钱财募捐、物资抚恤、救助机构等形式,这不仅体现了清代京畿商人对提高社会地位、声望和地方权威的追求,更显示了清代京畿商人与地方社会的良好互动。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西自然灾害频发,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采取了直接赈济灾民、发放贷款鼓励生产、发动群众互济互动等救济灾荒措施,取得巨大成效,保障了人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生产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协同机制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灾害群发期”,伴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朝廷的荒政制度、仓储制度的订立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随之而起,与此同时,全社会灾荒赈济协同机制的构建也渐渐趋于规范化、体系化和制度化。边疆治理的本质是国家希望区域治理与基层治理平稳有序,这不仅符合国家经略边疆的方针和政策,而且契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朝廷出台灾荒赈济机制的目的也在于此。清代云贵地区赈灾机制的构建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因而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客观上提升了朝廷经略边疆的水平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