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生计资本对农民“三感”的影响

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研究了生计资本对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分析了低收入群体的异质性,验证了生计策略多样化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民“三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生计资本在存量促进与增量带动两个维度上均对农民“三感”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生计资本对“三感”的带动作用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加凸显,但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③生计策略多样化减缓了生计资本对农民“三感”的提升效果,呈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需要针对中低收入农民重点强化生计能力,针对中高收入农民重点强化精神富有,正视生计多样化可能带来的阻滞作用,积极探索城乡融合的农民支持政策。

公众美好生活感知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基于政府信任的分析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强化政府权威的重要实现路径,而既有研究缺乏对公众主观感知如何影响政府权威的探讨。本研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信任理论,聚焦公众获得感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并将安全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三个因素纳入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模型。通过对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20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文章探讨了公众获得感影响政府权威的过程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显示:在获得感对政府权威提升的正向影响中,安全感和幸福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结果还验证了政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即政府信任正向调节了“获得感→安全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反向调节了“获得感→幸福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因此,研究丰富了有关政府权威影响机制的认知,对优化政府治理路径、提升政民互动、增强政府信任具有启示意义。

社区居民“三感”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效果评价研究

以社区居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作为测量乡村旅游发展效果评价的核心指标,开发和编制“三感”调查问卷,从“三感”感知效果和“三感”关系验证两方面对西递、宏村乡村旅游发展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表明,两地居民“三感”整体得分较高,乡村旅游发展效果良好,且“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感”具有较好的内在关系,获得感是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基础,幸福感是获得感和安全感的终极表现,安全感在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扮演了部分中介作用。

休闲体育增进民生福祉的逻辑、挑战与创新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休闲体育作为生活富足的人们在闲暇时间内所从事的群众体育活动,其发展契合生命体对身心健康的追求,符合健康中国以及全民健身战略。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休闲体育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并依据挑战来确定走向和路径,从而实现休闲体育对民生福祉的再造。研究认为:休闲体育能够通过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再造来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渐完善的体育政策体系,持续提升的全民健康素养,日益提高的生活品质要求,更加便捷的体育场馆设施,稳步向前的社会和谐发展为休闲体育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体育公平保障体系不健全,获得感缺乏、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幸福感下降、美好生活运行机制受阻,安全感减退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给其发展带来挑战;未来可通过建构体育公平机制,使获得感更加充实;提高生活满意度,使幸福感更有保障;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安全感更可持续等措施为休闲体育产业开辟新路径。

劳动者“三感”:习近平劳动观的人民性品格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习近平劳动观贯穿上下最鲜明的品格。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劳动获得感、劳动幸福感、劳动安全感为切口来研究习近平劳动观。通过增强物质和精神获得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获得感,在此基础上锻炼其劳动品质与能力;通过宣扬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拓深劳动精神境界,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激发其责任与担当;通过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完善工会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安全感,在此基础上增强其劳动维权意识。

中国公众的获得感——指标构建、时空变迁和宏观机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乡居民十年近8万人的大样本,以个人幸福感、阶层流动感和阶层自我定位三大指标为外显变量,通过潜类分析方法构建起群众获得感的HMS模型和五级指标。结合省级统计年鉴数据,以动态面板模型探讨省域获得感的宏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2005—2015年间,(1)我国超过一半的公众具有中高或高度获得感,但仍有三分之一群体获得感为中低或低度;(2)各省群众获得感随时间呈现较为一致的平缓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空间差异;(3)在省域层面,收入、健康和安全等民生指标对获得感有显著的支撑作用,但GDP增长指标和市场化、城镇化等转型指标,以及部分社会发展指标,尚未能起到应有的拉升效用,值得引起重视。

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

目前还缺少测量人民"获得感"并解析其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论文使用CGSS2013年数据,从便利性、充足性、普惠性、均等性四个方面测量了8项民生公共服务带给民众的"获得感"。全国简单均值2. 98、加权因子值9. 54,只有最大值的60%。这说明民众"获得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MIMI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体、基本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教育等7项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短板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为负,短板每增加1分,获得感将分别降低0. 75%、0. 53%、0. 50%、0. 41%、0. 33%、0. 23%、0. 23%。收入增长能带来更高的"获得感",高收入、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服务"获得感"更高,但中等收入群体的"获得感"相对更低;社会公平、机会公平对"获得感"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增强"获得感"的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的成效考量与示范意义

为进一步衡量地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和居民生活品质,利用2019年安徽省岳西县有关数据,构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地脱贫成效,总结精准脱贫提升居民“三感”的示范做法。研究发现:该地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较弱,收入、物价、医疗等方面有待改善;而居民安全感较强,工作感受、居住条件等满意度较高。据此构建提升居民“三感”的长效机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提升民生“三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准则探析

民生“三感”的提出是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呼应,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民生新目标。民生“三感”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基础,为提升其伦理准则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撑。民生“三感”伦理准则主要包括:“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民生“三感”的价值核心;民生福祉:提升民生“三感”的价值目标;量力而行:提升民生“三感”的价值原则;公平正义:提升民生“三感”的价值导向;共建共享:提升民生“三感”的价值源泉。对这些伦理准则进行探析,有助于广大民众和执政党在认识上内化于心,在实践上外化于行。

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研究——以江苏泰州为例

文化与多数社区心态指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越多,他们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越高。而幸福感等心态指标又与社区违法犯罪行为有密切关系。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区群众的心态而影响治安状况的。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加强社区文化和警营文化建设。

浅谈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

我国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解决这样庞大的老年人问题,必将在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联合国明确提出,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老有所乐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精神保障,要创造温馨氛围、发展老年教育、实现老人价值、开辟消费市场等让老人快乐。老有所养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物质基础,这就牵涉到养老金、谁来养和怎么养等系列问题。

自由时间、收入与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家庭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个体收入,又要通过改革来增加自由时间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教师幸福的四个密码

人生在世,人人追求幸福。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最应该享受工作幸福的人。研究教师的幸福,发现并破译教师幸福的密码,让教师懂得如何了解自己、剖析自己、突破自己,寻求工作中的幸福,提升生命质量,做一个幸福的教育者,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幸福的密码即认同自己的职业、有职业安全感、怀有教育梦想、把学校看作天堂。

参保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

如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党和人民共同的发展目标。健康和社会保障水平是衡量居民福祉的重要指征。而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有何影响?健康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为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健康纳入分析框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社会保险通过健康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基于城乡、收入水平和BMI指数等多角度验证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强于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参加的社会保险数量越多,其幸福感就越强。未参加、仅参加一项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健康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发现,健康的中介效应明显,并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健康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明显,并且健康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效果值,略高于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中的效果值。健康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城市居民、体重正常和60岁及以上群体中,而健康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城市居民和60岁及以上群体中。基于此,我国应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设,重点关注农村居民、中低收入者和60岁及以上群体,增强社会保险政策的普惠性。应加强居民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切实提高居民健康福利。

绵阳市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安全感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

目的：研究绵阳市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现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法,于2013年12月-2014年1月抽取绵阳市某周边县市的187名农村留守妇女,进行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S-I）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问卷调查。结果①61.7%的妇女报告存在不安全感；②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813,P〈0.05）；③SCL-90中躯体化、抑郁、焦虑三个维度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0-8.45,P〈0.05）。④主观幸福感对心理健康状况具有一定的预测关系（β=0.326,t=4.36,P〈0.05）。结论绵阳市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较好,但半数以上缺乏安全感,主要存在“躯体化”、“抑郁”和“焦虑”心理问题；主观幸福感可能对心理健康状况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价值追求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无论是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过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放弃每一个生命,不计成本全力救治,竭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体现出一个人民政党的鲜明本色,也彰显着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被征地农民“民生三感”的测度及提升

基于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688份调查问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对被征地农民“民生三感”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7分制自评的被征地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水平分别为4.27、4.08和3.90,“三感”整体水平为4.08;内在因素中的个体能力、家庭能力和外在因素中的地方政府、用地单位和安置社区均对“三感”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623、0.232、0.757、0.361和0.528。依据结论,提出以技能培训、教育引导为突破口促进个人能力提升等对策建议。

公安民警幸福感提升策略探析

公安民警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除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职责,幸福感不仅关系到公安民警工作状态的稳定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也直接决定着公安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影响公安民警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职业压力、社会压力与人格因素,从了解自身需求、获取社会支持、建立积极认知三个层面提出了如何提升公安民警幸福指数的策略。

价值转向视角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无感增长”,降低生态环境满意度、打击环保积极性,致使我国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吉登斯悖论”。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增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要求。“民生三感”导向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工明确,协调合作,一是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二是共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共享优美生态环境。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