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执行立法内容确定技术的四对关系

处理好民事执行立法与民事执行改革政策、民事执行实践经验、理论研究成果、域外民事执行体制经验的关系,是我国民事执行单独立法内容确定技术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提高我国民事执行法的立法质量、实现民事执行的制度功能的关键所在。其中,关于处理民事执行立法与民事执行改革政策的关系,立法的基本立场应当是既要坚持有法必依,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又要容许并鼓励改革,不断推进民事执行现代化;关于处理与民事执行实践经验的关系,应当尊重民事执行的基本规律,防止将习惯做法误作实践经验,尤其要防止将不符合规律的习惯做法当作实践经验写入民事执行法;关于处理与理论研究成果的关系,民事执行立法要做到客观分析其作用、妥善处理其争议、辩证分析其与实践经验的冲突;关于借鉴域外执行实践经验,应当在坚守我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吸收域外的典型、可靠和可借鉴的经验。

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需要认清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文章认为,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的三事分工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起点;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三职分定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关键环节;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核心要素;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结果。概言之,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是:三事分工→三职分定→三责分置→三权分立。这一逻辑揭示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分析方式。

基于管办分开的医院管理中心模式分析

设立和发展基于管办分开的医院管理中心是落实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设计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基本原则的重要路径。通过阐明管办不分是公立医院改革需要破解的关键铁板之一、医管中心是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医管中心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法人治理的具体做法表明设立和发展医管中心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实践中医管中心的两种主要治理模式,明确了医管中心的职责定位,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医管中心的发展方向。

海洋执法协调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3年,国家海洋局机构重新整合,积极响应这一战略。改革三年来,海洋执法效率、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当然也仍存在海上力量动员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组建一支海洋管理机关或执法队伍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向,我们需要从海洋管理、执法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完善协调机制、加强民间力量等方面寻找答案。

再论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执行力附着于执行名义,是权利人请求执行及执行机关实施执行的法律效力。执行力主观范围包括“为谁,对谁”为强制执行,原则上以执行名义记载为准,但在例外情况下向第三人扩张。执行主观范围的消极扩张,表现为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法院裁定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此类第三人可分为“承继型”和“责任型”两种。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消极扩张须满足必要性、正当性和妥适性三个要件。“承继型”第三人兼具必要性和正当性。对“责任型”第三人而言,必要性即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正当性依赖于实体法的规定或第三人的意定。妥适性指的是变更、追加的争议适合通过内嵌于强制执行的略式程序进行审查判断。

民事执行权微观配置再思考——以民事执行权法律性质分析为切入点

民事执行权的法律属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而执行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以实现。现行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及其运行已经与制度本质需求脱轨,归根结底是对民事执行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归属没有准确的定位。纯粹"三权分立"学说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困惑,应当科学地将其定位为行政权,并统一于法院系统。重新配置民事执行权,合理调整执行机构,增设司法执行局和执行审判庭,并在司法执行局内增设司法警察所,这样微观整合后的模式不失为智慧的选择。

一种基于TE技术实现Clark-Wilson模型的方法

分析了当前Clark-Wilson完整性模型实现机制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TE实现Clark-Wilson模型的方法.首先讨论了TE对Clark-Wilson模型的支持能力,然后给出了用TE实现Clark-Wilson模型的配置规则和约束.在实现中,扩展了模型的(userid,TP,list of CDIs)三元组,引入了角色层,以更实用的方式实现了职责隔离.同时,实现机制实现了对TP的保护,有效地保障了TP功能的正确性,提高了系统正确控制TP操作的可信度,减少了对Clark-Wilson模型验证规则的依赖.

基于公益性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改革的几种探索模式研究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新医改强调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切实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可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成为了此次医疗改革的重点。论文在明确了"管办分离"改革和公益性的关系的基础上,对改革中无锡、上海、苏州、北京海淀区四个地区的不同探索模式进行了总结分析和异同点比较,并针对模式探索中的问题提出了策略及建议。

我国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功能重塑与系统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进入立法程序标志着我国民事执行法解释学时代的到来。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发挥枢纽作用,但也是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草案》描绘的基本原则是解决“执行难”的有益经验,但须完成民事执行法解释学之功能调整与系统整合,即对执行立法理念的第二层具体化作业和以基本原则为导向的具体制度构建(第三次具体化作业),并在“执行公正兼顾效率→民事权利实现”之基础上形成我国的民事执行法解释学。以德日为代表的执行编和执行单行法均未明文规定基本原则,其在学理上的探讨远不及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以《草案》第2条至第8条为基础,经过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之解释学作业后将呈现二阶层的民事执行基本原则构造。一方面,以处分原则为代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应一体化执行基本原则,此外还有辩论原则、诚信原则和法律监督原则(第一阶层),“审执分离”不能自动导出理论体系的二元化。另一方面,以形式化原则、效率原则和债务人保护原则为导向进行重塑和整合后《,草案》可集中规定特有原则(第二阶层)。这同样是民事诉讼法典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作业。

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加强专利权的保护和促进科技成果的运用方面有诸多亮点,但在总体思路方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一是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单独立法;二是专利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定位。外观设计具有与发明明显不同的特性,单独立法保护更科学;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措施,重点在于完善侵权救济措施、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损害赔偿责任,而不是通过增加专利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加大其行政执法权来实现。

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高等教育评价的实质是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多主体、多形式相结合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和评价体系,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评价还存在着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标准单一、评价主体利益表达机制不畅以至利益冲突等问题。在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要紧紧围绕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一目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促进管办评分离,明晰政府、高校和社会中介组织机构在高等教育治理与评价中的责权利,建立各主体间更加紧密和更加有效的合作对话机制,实现高等教育整体效益最大化。

管办评分离背景下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及突破路径

管办评分离是加快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第三方评估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向度和利益分化格局下保证社会公平的逻辑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评估走向专业化的必然途径。政府本位的治理逻辑与服务者角色的矛盾,高等教育评估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第三方评估的文化认同和机制缺失是第三方评估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国要统筹考虑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创设、中观层面的条件保障优化及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遵从国家、学校、社会组织的整体制度变革逻辑,自上而下形塑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制度框架:国家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法治化进程,明确高等教育评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型,推动权力"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高校要推进内部治理变革,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切实发挥其功能;第三方评估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效能。

审执分离视角下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变革

在"审执分离"第二次改革浪潮背景下,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区分了实体性执行救济和程序性执行救济,确立了"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不过,经过实践检验,"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双阶结构带来了程序保障无法与权利救济相对称的现象。基于此,要深化"审执分立"改革,必须设立独立的执行裁决庭,在此基础上构建独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程序。

论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双轨制”选择下的被执行人实体救济

关于执行和解争议的救济方式,《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另行起诉的“双轨制”救济途径。作为被执行人最终的债权履行方案,无论是恢复执行原执行名义抑或继续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都取决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撤销或者解除事由。上述问题均属实体问题,故应赋予被执行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关于诉讼途径的选择,鉴于《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已肯定另行起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我国缺失的现实,进一步完善另行起诉应成为对被执行人实体救济的首选方案。从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特殊性出发,另行起诉也可达成停止对执行名义强制执行的效果;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双轨制”选择,另行起诉能够周延地覆盖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对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归纳并不全面,在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方面,表述也不明确。对此,应将执行当事人就解除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情形纳入其中,并明确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走向的影响。

执法权若干理论问题探究——兼对当前广义执法概念的质疑

执法权是任何国家最基本、最具活力的一项权力,它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执法权科学配置与否直接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息息相关。在我国,关于执法权的法律特性、执法权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执法权的不同设置模式等重要理论问题急需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执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裁判执行权的再思考——从权力的个性考察

“执行难”是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执行难”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对执行权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建立合理执行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以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权和司法权性质上固有的差别来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并不具有任何司法权的特性。由法院行使执行权不仅不会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会加剧法院的“行政化”色彩。针对这种状况,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由行政机关行使。

外国民事执行体制的研究与借鉴

对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是民事司法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关系到民事司法秩序的稳定和当事人民事权益的最终实现,在各国民事执行体制问题均受到重视。对英国、德国、法国的执行体制进行简要的介绍,这些国家在执行主体、债务人信息获取、当事人权利救济等方面都作出了规定,以此来促进执行问题的解决;此外,还要在研究外国执行体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执行制度进行思考,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执行问题更加突出,现实中出现了"执行难"等问题,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执行体制的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在进行以"审执分离"为基础的执行改革,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对外国制度的研究将对我国执行体制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医院管办分离及其效益分析——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为例

目的:研究公卫中心管办分离前后效益对比。方法:收集2004-2010年连续7年数据报表,以比率分析法和环比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投入产出均呈上升状态。病床使用率、总支出、医疗支出、固定资产、在职职工人数和卫技人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45%、100.09%、25.21%、82.69%、5.05%和6.93%。门急诊人数、出院人次、病床周转率、在职职工人均年业务收入、在职职工人均年诊疗人次数和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55%、18.55%、29.25%、12.26%、18.19%和19.21%。平均住院日、收支结余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年均负增长,分别为11.2%、3.23%和5.91%。结论:进一步理顺"管办分离"治理结构,合理投入资产,降低医院管理成本,提高运营资产效率。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正式通过,该法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作了规定,但是,在法院裁定执行之后,行政强制执行具体如何实施其并未阐明,而是为一种新型执行模式的建立留下空间,这种新模式即是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以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发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进行探讨。

制定单行条例规范民族自治地方城市管理的问题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城管立法为例

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依法规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也是立法上的新探索。城管单行条例在立法定位上以"小城管"立法为宜,即围绕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来展开。在立法功能上,城管条例旨在承接上位法,合理进行细化、补充、变通。城管单行条例发挥立法变通权,设立行政处罚,不仅具有法律依据,同时符合法理和立法目的。同时,条例的实施依赖具有正式编制和执法资格的城管执法人员,民族地区应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执法人员荒"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