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中的“有为政府”

政府与市场之关系渊源既久,关涉亦广,时下在数字经济中亦不断拉锯。不过,政府与市场之定位不再是“多少”之争,而是政府如何在数字经济主体多元自治与复杂经济事实中更好地发挥“有为”之义。具言之,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中落入进退失据的现实之惑,不仅因治理手段单一而难以为进,而且因职责履行担当所在而难以为退。鉴于此,应从优化公共政策供给、深入市场化改革、补足公共物品供给、建构激励与规制机制、风险防控治理几方面重新锚定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培育优化中的“有为政府”,回应营商环境优化改革的时代需要,尝试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实践指向与制度生态。

管理信息本体需求中间件平台模型

为彻底解决在Internet环境下因管理信息本体需求更为多样、动态和不确定所导致的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等问题,运用集合空间运算和数理逻辑推导的方法,给出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表-谓词"三元组构架,将管理信息本体需求中的功能和业务相分离,建立了一套针对管理需求的语义描述体系和语用实现机制,通过有限的谓词演算序列对管理信息系统状态集进行推演,达到用户满意的程度.该语义描述体系和谓词演算有限集基于二维关系表集,与具体的领域业务无关.

行政许可与政事分开——以《行政许可法》第28条为视角

《行政许可法》第28条的规定既不是从行政机关许可转向授权组织许可,也不是将该类事项简单地交给社会自行解决。其立法本意应是对政府职能转变中“政事分开”要求的深刻贯彻,也是为“政事分开”进一步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更深层次地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一条思路。政事分开作为行政许可法的主线之一,确立了有限、高效、服务、法治政府的发展方向。

基于管理信息本体和需求功能构件的中间件平台

为提高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效率、缩短周期、降低成本,构建了自含式、一体化的中间件系统平台模型及其需求功能构件库.借助基于关系的、与具体领域无关的管理信息本体需求语义描述体系和谓词演算有限集,可以脱离底层的操作系统和程序编译环境,快速实现和全面覆盖企业级应用的设计、开发、集成、部署、运行和管理,实现异构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基于管理信息本体和需求功能构件的中间件开发方法,能够使中间件系统迅速逼近终端应用的管理信息系统.

坚持以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坚持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培育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从多个方面作出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应清醒看到我国营商环境的不足和优化营商环境存在的障碍。应总结运用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坚持以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公交行业公私合作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公交公私合作既是缓解财政压力、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也是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应用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交公私合作经过初期尝试、探索迈进、改革热潮三个阶段后,出现了"民退国进"的逆民营化现象。国内外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公交公私合作的成败和绩效受到体制环境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需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立法、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化人才以及完善的财政补贴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依法监管水平,优化监管方法和手段,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以有效推进公交公私合作改革实践。

地方优商立法的好意与限度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主要内容有,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施相对集中的执法方式,重申政府信赖保护原则,强调对管理者的单方约束。对正处于政治生态环境修复期、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辽宁而言,《条例》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将来,《条例》还需要明确"营商环境"的涵义,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权力清单制度,凸显立法的地方特色,将良法变为善治。

国内先进地区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及天津的行动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已经从原来的招商引资转向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逐步走向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的道路。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对地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是天津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发达省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进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同时,指明了天津营商环境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制定过程不科学,政府服务效果打折;二是缺乏大企业生长厚土,加剧实体经济困境;三是政府急功近利,招商引资效果不佳,四是人才政策长期缺位,人才新政难以形成新优势。天津应参考先进地区,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质量;规范政策制定过程,科学制定政策;提高政策创新力度,营造便利招商引资的一流软环境;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人才政策体系等方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带动天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企不分对国有企业独立法人人格塑造的负面影响

国有企业独立法人人格地位的塑造,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核心与实质。国有企业法人人格独立,有利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有利于政府 实现正确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但由于政企不分,我国国有企业运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阻碍企 业人格独立的障碍性因素,对此拙文略作剖析。

构建我国分业监管协调机制

国内外金融发展态势都显示出我国现存的分业监管模式的不足，在我国现有分业监管模式下，有必要建立协调机制，以适应我国金融新发展。结合功能监管模式，我国针对监管协调提出了理性构想。

地方政府在家族企业行业选择中的作用分析

通常家族企业的行业定位主要依据市场信息自主决择。市场定位有优点,也有试错性和盲目性等严重缺点。近年来,家族企业因市场定位失误导而倒闭的事件频频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其应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的程度的把握不当准、对自己的角色认识不清。文章通过对家族企业行业市场定位的机理和缺陷的全面分析,提出了政府参与家族企业行业定位的必要性及其对策,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家族企业行业定位体系,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协调融合之道

从顶层设计来看,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必兼具政治与经济逻辑,如何实现政经逻辑的融合协调便至关重要。从两权分离视角下私人公司的过去与最新发展、国企的必然存在价值出发,提升国企治理水平而非对其进行全盘的产权性质改革是更为可取的改革方略。过去的实践虽然试图实现政经融合,却由于治理机制设计不当,加剧了"政企不分"和"内部人控制"。域外国企政企分离的实际运作,不仅提供了通过"不受干预的公司运营"和"不受优待的市场竞争"实现国企效率提升的有益经验,更揭示出"一体适用"的公司治理规则可能为过度政治干预留下的"后门"。应在坚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从"二分的公司治理规则""管理者激励"和"不受优待的市场竞争"三个角度入手,提高国企公司治理水平。

国有企业监事会:基于本土需求的制度保留与融合

由于外派监事会的撤销,《公司法(修订草案)》将监事会设置为可选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国企监事会的存废再次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比较法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由于政企分开的本土需求、监督与管理职能区隔的国际趋势,监事会在国企内部仍有存续的必要。在过去的国企实践中,包括独立董事、稽察特派员、外派监事会和纪委在内的各种机制相继被引入国企内部,尽管这些机制存在明显的制度优势,却未能完全解决国企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未来,伴随整体性的政企分开的大环境的形成,国企不再需要通过弱化监事会职权的方式来避免过度的政治干预,而与纪委进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以在实现国企内部政经逻辑协调融合的同时,提升国企监事会的监督效果。通过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约束的关注与制度回应、对监事任职资格的妥当安排、有限制的事前审批权与合规职权的赋予,国企监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将会得到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国企所特有的代理成本问题。

国有农场的“办社会”职能及其改革方向

国有农场兼具企业属性和社区属性,这导致国有农场的管理层既要从事生产经营,又要承担种种社区公共管理职能。改革这一体制是目前国有农场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系统分析了国有农场社区属性的渊源以及农垦系统在改革农场"办社会"体制上所做的主要尝试,并依据现代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基本演变趋势,探讨了国有农场在"办社会"问题上的应取改革方向。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政企分离上,国有农场的基本目标不应是摆脱"办社会"职能转变为纯粹的企业,而应是放弃企业经营职能转型为真正的政区。

捆绑、分离抑或第三条道路:论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的关系

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是解决工业时代劳动领域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二者分别采取私法和公法两种不同技术方法,在功能上存在择一使用、次第结合、平行结合三种关系形态,在结构上通过劳动关系相关勾连。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因社会保险的社会和平功能、社会国家思想等原因,出现了社会保险对劳动关系的功能替代趋势,但这种功能替代有其限度,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坚持劳动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优先地位。在当下以新业态发展等为特点的劳动世界,二者应不再紧密捆绑,但也不能彻底分离,坚持社会保险应以具有共同社会风险和缴费能力的社会群体为制度设计前提这一要求,则社会保险原则上仍应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同时基于特定理由可以出现有劳动关系没有社会保险或者没有劳动关系却有社会保险的状况,这也即二者关系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