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的规范分析与内容构建

国有农用地作为国有土地之组成,是我国土地公有制的重要支撑,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现实中均未受到应有重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与《民法典》虽然肯定了国有农用地的承包经营,并根据是否交由农民集体使用而区分其规范适用,非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情况以《民法典》第343条为专门规定。但是,由于该规定准用规范的属性,且参照适用至“本编的有关规定”,由此带来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如何进行具体法律适用,以及如何在立法与实践层面确定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内容之问题。文章根据国有农用地是否交由农民集体使用及其产权架构,区分农民集体使用权下的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和《民法典》第343条视域下的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对其规范来源和《民法典》第343条进行规范分析,进而从法律层面对非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制度展开内容构设,以期助益于我国特定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实践发展。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农地产权二元主体视角下“三权分置”的确权逻辑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拟用五年确权颁证登记以来,全国确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纠纷。农地确权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基于农地产权主体及产权可流动性的确权逻辑。本文通过"集体-农户"分析范式和农地产权二元主体的历史演变对农地集体和农户的产权模糊性及流动性进行分析,力图构建一个解决"三权分置"下农地确权工作困境的确权逻辑。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地制度变迁,既有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有尊重农民意愿,将农民的成功探索理论化、制度化而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结果,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未来的农地产权制度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特别是要进一步明确"三权分置"后的"三权"的权利界限和权利关系,强化所有权主体,平等保护"三权",不断加强土地经营权流出(流转)之后的土地用途管制。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组织化的机制——基于下围村五年的纵向调查

新时代农民组织化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的主体建构问题,是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广州下围村通过创新农民组织化机制,依靠本村的力量迅速驱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利用长达五年的跟踪调查资料,采用土地经营-社情民意-治理组织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农地集体所有制下“三权”分置制度形成的农民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结为农民组织化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农民集体价值诉求的觉醒与组织化行动纲领的形成,在合作社共同体内推选村民代表,使用“互联网+”新技术建构虚拟村民议事厅,激活农民群体的纵向与横向地域性社会联结。以扩大化的村民代表会议为平台,重塑村委会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与执行关系,开放性搭建多元组织主体共同协商与村民代表独享决议权的有机统一机制,通过组织身份、参会权限与会议空间三合一方式形成农民组织化的稳定机制,这是下围村农民组织化机制的主要内容。

“三权分置”权利关系下的农地流转方式研究

现阶段"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制度已不再是单纯的政策理论构想和制度规划愿景,而成为我国深化农地权利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及确保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既定政策。故对"三权分置"农地政策进行探讨时应转变学界以往过度关注其政策提出的意义和价值,或是纠葛于承包经营权分离后,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政策设计合理性,而应从法律角度对农地"三权分置"做出回应,对涉及农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调整,通过合理的法理逻辑解释与法律规范设计,为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最有效的保障和依据。在准确理解本轮中央农地改革精神,归纳辨析各领域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研究将承包权权属成员权、经营权权属用益物权,并以此为基点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渐次虚化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客体地位。进一步地,对农地流转领域法律体系进行矫正,构建以农地经营权出租、转让、抵押流转方式为主体,互换、入股、信托流转方式审慎推行的农地两级(初次流转与再流转同步保障)流转市场,以确保本轮农地改革制度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2007—2019年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提升,同时存在区位异质性、要素禀赋异质性和政府能力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较为显著,中部略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要素禀赋和低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显著为正,高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不显著。第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随政府能力由强变弱依次递减。机制检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创新背景下的“三权分置”改革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农场化经营趋势,家庭农场适应规模经济要求,代表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服务于农业经营制度创新,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必然要求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根据山东省潍坊及德州地区家庭农场的调研情况,土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难题,农民土地产权效力弱的状况急需改善。"三权分置"政策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依照产权细分和促进土地产权交易的路径进行制度完善,为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农地征收中的经营权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基于“三权分置”视阈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但因其定性不明确、被征收主体资格缺失及民事权益保障缺乏等原因,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构建经营权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应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一项权利用益物权,将其纳入农地征收的客体范围,确立经营权主体在农地征收中的独立的被征收主体法律地位,并完善经营权主体权益诉讼与救济制度。

新中国70年来我国农业用地制度改革: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用地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以分地为特征的土地改革阶段、以合地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阶段、以承包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阶段、以放活为特征的承包地"三权分置"阶段,有力保障了我国农业的提质增效和实力增强,积累了中国特色的农地改革经验。同时也存在耕地保护压力大、征地不规范、土地细碎不利于规模经营、农业土地增值收益投向农业不足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大局。立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从稳定承包、农地征用、耕地保护、土地流转、要素下乡等方面明确未来我国农业用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研究

当前,随着《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的出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在经历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改革,主要目的是在"三权分置"前提下推进土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形成经营主体的合同权益,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自主性,有利于对土地的合理利用。经营主体要坚持依书面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流转、充分发挥土地使用价值以及与农户互惠互利原则,逐步向规模农业、现代农业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

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死亡

农村承包经营户制度具有主体法、财产法、家庭法和社会法的四重属性,造成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困境。"农村"承包经营户概念本身,就背离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目标。农户不缴纳土地承包费,"承包"的法律规范意义丧失。农户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承包经营"名存实亡。随着农村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诉求日益强化,"户"的概念逐步瓦解。目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仅试图构造农户外部的土地流转法律秩序,没有关注农户内部复杂的成员关系,注定是阶段性的改革尝试。未来民法典应当抛弃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秉持个体主义制度构建的理念,建立具有准所有权地位的农地使用权制度和具有用益物权属性的农地经营权制度。

新中国70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民主体地位

在新中国70年的农地制度演变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塑造经历了初始塑造、联合经营主体塑造、集体集权与经营一体化主体塑造、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主体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塑造等阶段。历史证明,农地制度的良性变迁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党和国家主导与农民自主相统一,尊重农民意愿并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的农地制度改革,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探索更为包容的农地制度,满足不同农民主体对农地权益的诉求;发挥好农户家庭经营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

西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通过对西部农业特殊环境的系统分析,详尽解读了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进行规模化经营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制约西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农地制度束缚,提出了能够使西部农民主动进行土地流转集中的"三权分离"式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构想。

基于“三权分置”的农地承包权评估方法探讨

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三权分置”的新时期中国农地制度创新理论为土地产权改革提供了机遇,农地承包权价值内涵构成及价格评估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不仅给农用地流转提供依据,也是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关键。本研究从“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演变入手,重释了承包权内涵及价值构成,并在分析影响价值因素的前提下探讨了采用收益还原法与叠加法来评估承包权基准地价。研究认为,(1)承包权是因农户具备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从而享有对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权利;身份权特征明显,具有主体专一、财产收益、效益处分及有效占有等4个特点;(2)集体成员身份权具有身份性、平等性、共同性及约束性等4个特性,享受成员权的主体形式可以是农户家庭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人或是两者的结合;(3)依据农地承包权的生产收益权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构成,采用收益还原法和叠加法两种方法来评估承包权价格,在确定社会保障价值时可以借用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的社保费用值来量化。本研究在维护农户土地权益前提下,以期为全面有序开展农地质量价格评估和价值核算提供有益参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广东乡村振兴——广东乡村振兴实现新时代乡村生产关系的新跨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理论特质集中体现为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城乡融合,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底线思维。这一思想为广东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生产关系新跨越提供了指引,即在土地三权分置、村干部绩效考核、党群关系协调中要维护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才能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广东乡村振兴实践表明,土地流转是培育规模经营的前提,土地股份制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大跨越;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良性互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下,广东农村将在坚持市场导向、坚持开放创新、坚持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走出振兴之路。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县域农业经济增长

作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一项配套政策,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基于2013-2019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使试点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5.6%、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了4.2%,但其溢出效应使得这一政策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2)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规模化生产与农业技术水平两种中介机制,作用于县域农业经济;(3)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较落后地区的县域农业经济在受到政策冲击后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据此提出针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建议:在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要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激励,以实现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农村土地产权“三权分置”政策解析

在国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从《资本论》的理论视角解析了"三权分置"政策提出的背景,以政策解读的方式分析了"三权分置"政策的内涵,以文献综述法和实地调研法分析得出"三权分置"政策的利弊,从资源配置理论、例证法和经济系统论等方面提出"三权分置"政策的配套措施。主要结论:(1)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对平均利润的追逐等五个方面造成了农业的困境;(2)"三权分置"政策的内涵本质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3)"三权分置"政策通过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土地经营权融资等方式促成农业供给侧改革"降成本"和农产品供需匹配等目标的实现;(4)"三权分置"政策也会造成土地流转抑制、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纠纷和"地租侵蚀利润"等不利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面;(5)政策的配套措施包括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合理的农业补贴等方面。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的十大问题剖析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之法律化是本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和民法典制定的重要亮点,特别是在农村家庭承包地的"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内容上进行了全新法律制度设计,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由于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之前的实践探索不充分、理论创新未完成、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法(草案)前后不一致,导致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的民法典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反思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并对其进行深层法理拷问和实践论证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后存在的十大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该制度未来之完善提供有益素材、奠定良好基础,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献计献策。

农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与对策:基于阿瓦提县的实地调查

农地三权分置是指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可促进农地健康有序流转,释放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流转合同不规范、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和流转期限短等问题。为新疆阿瓦提县的农地流转及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介绍了三权分置下阿瓦提县农地流转的现状,指出了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及就业机会少、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相关服务平台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欠完善和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与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度较低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