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法律构造论

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数据已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需要更好地挖掘和开发其经济价值。数据不同于传统有体物以及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和属性使其在法律制度构建和运行上也具有特殊性。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核心内容,其应涵盖保护数据主体合法权益、协调和平衡数据利益关系、促进数据有序流动和分享、促进数据要素利益公平分配等内容。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旨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数据动态流转和价值实现机制,最终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土地经营权入股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入股等方式流转,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土地经营权入股在立法中得到确认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利于在流转中更好地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土地经营权入股现行立法表达不规范、不统一,且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导致立法预期的实现受阻。以立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立法用语不规范只是表面现象,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才是立法困境的根源,对入股所致不利后果的担忧则进一步导致适用难题。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租代转”、“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现象表明,既有立法并不能有效满足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需求,反而徒增解释与适用的混乱。为了弥合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认知分歧,保持相关立法之间的协调,实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统一相关表述,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移除土地经营权承载的不必要负担,让土地经营权真正成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而以“作价出资”取代“入股”。

基于集体所有制对农村体育的历史审视及学术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既是组织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治理农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项基本民生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改革与完善,必然左右着农村体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决定着农村体育发展的组织与机制,制约着农村体育发展的规模与形式。该研究采用历史阐释和社会批判的方法,分析集体所有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村体育发展以何种原因和何种方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广大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合作道路,加速了农民对体育的社会主义认知;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体制,奠定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为推动农村体育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方式;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农村体育提供了内在的需求与动力;新时代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推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为农村体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典表达述评及其体系化解释

我国《民法典》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规范,需要结合“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进行体系化解释。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采纳“二元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者再流转未向农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备案的,不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或者再流转的效力。但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未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该流转行为无效。土地经营权向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的,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该流转行为亦无效。是否登记取得权属证书,应不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物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债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质押。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部分参照适用家庭承包语境中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规则。

农地产权的结构变化·权能功效和规模经营

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产权结构角度阐释其变化历程和权能功效,进而揭示农地产权结构与农地经营模式的互馈。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经历了所有权与使用权一体,所有权与使用权初步分离,所有权、资格权及使用权再分离等发展阶段,权能划分越来越细、权能内涵界定更趋清晰。农地产权正持续进行合理性变革,农地权能的分解具有中国特色,更加注重农民权能利益保护,并与农地经营模式关联紧密。未来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经营模式的创新需要国家从政策措施、经济措施、法律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予以保障。

宅基地分配中“落实集体所有权”的法理证成与制度实现

在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强化“落实集体所有权”的背景下,应否以及如何在宅基地分配中“落实集体所有权”殊值反思。现行宅基地分配中集体所有权的虚置与弱化加剧了“一户一宅”难以实现、宅基地资源闲置严重、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释放等难题。在宅基地分配中注重“落实集体所有权”,既有充分的法理和政策根据,也有必要的组织和现实基础。应当秉持强化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理念,构建和优化宅基地分配中“落实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和规范体系。

农地产权再造:路径与形态

围绕为何农地产权经“两权分离”后还需再造的议题,该研究从比较基于市场交易和无偿分配的两种“两权分离”形式入手,剖析了农地“三权分置”的本质、困境及优化路径,探讨了农地产权可能的终极形态。研究表明:①“两权分离”的形式决定了农地产权的变迁路径。通过对比城市土地产权和农地产权在“两权分离”形式上的差异,可以发现,基于市场机制的“两权分离”无须进一步的产权细分,而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却需产权再造。因此,农地“两权分离”的症结不在于权利分离的架构,而在于权利分离的形式。②虽然“三权分置”能降低产权不稳定的危害,并使产权交易不再封闭,但是建立在土地流转基础上的“三权分置”面临流转合约不稳定和产权主体多重的治理难题,导致流转型土地经营权难以发展成物权性质的产权,并造成承包权与经营权间的分置不彻底。③短期或局部来看,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需要适应流转合约不稳定的阶段特征,应赋予流转型土地经营权有限权能。长期而言,可通过改变经营权流转的组织形式,或变换“三权分置”的产权交易形式,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置,促进土地经营权物权化。④如同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只是农地产权的早期形态,“三权分置”也可能是农地产权在特定阶段的形式,农地产权最终可能演变为基于市场机制的“两权分离”。一种可能是通过土地承包权的市场化改革迂回到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另一种可能是基于市场机制直接从集体产权中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瓶颈及对策——基于四川富顺县的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三权分置”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通过鼓励土地流转可以实现规模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及实现乡村振兴等多重目标。本研究以四川富顺县为例,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瓶颈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前仍存在土地流转实施中农民合法权益易受损、土地流转过程中耕地地力易遭到破坏、土地流转政策执行中的政府和市场失灵、传统观念固化下土地流转集中连片难等问题。基于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搭建土地流转信息交流平台、突出政府职能加强监督力度、培育现代农民提升综合素质等,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登记的路径选择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性质的界定关系到土地经营权的权利构造及其权利行使方式,对于后续改革与权利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学界针对土地经营权登记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债权和物权登记两种理论观点。就其权利属性而言,土地经营权债权登记欠缺理论基础且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为权利人提供实质性保障。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的构建需要效力强大的物权为其提供制度支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为其纳入不动产登记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物权登记路径的确立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既符合农地改革的内在要求,也与我国正在建立实施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相契合。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户内共有权的结构解析与功能实现

“三权分置”改革加剧了农村宅基地权利结构的复杂性。其中,明晰宅基地户内共有权的结构与性质,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民财产权益的前提和基础。在身份与财产的双重作用下,宅基地户内共有权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即集体成员基于身份对宅基地形成利益期待性合有权,而对于地上房屋形成共同共有的财产关系。随着权能拓展的推进,“地合有-房共有”两个层次之间的张力增大,不仅影响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属性,也阻碍房屋财产性功能的实现。对此,应从“国家-集体-个体”等多个层次寻求化解之道。国家层的制度设计,应创设类型化的退出机制、区分外部主体基于房地一体原则所享有的宅基地占用权与集体成员基于身份的宅基地使用权。“集体-个体”层次要使个人权利突破集体和农户的限制,从而缩小身份依附与权利流转之间的张力,促进期待性利益向现实利益的顺利转化。

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冲突及其解决——以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目标为切入点

在“三权分置”目标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实现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动态”式流转,以充分释放宅基地财产权利属性。受限于“静态”式保障功能目标,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会因农村房屋的买卖、继承、赠与、租赁、抵押或其他经营行为而发生权利冲突。解决该等冲突的关键在于“宅基地资格权”的创设。宅基地资格权因宅基地资格权人身份改变,或因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流转、退还等发生变化。可在宅基地初始分配保障农民居住利益功能不变的情况下,突破宅基地使用权身份限制并设定宅基地使用期限,以实现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有序流转。

美国公共土地所有权法治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所有的公共土地属美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其所有权管理法治经验可归纳如下:一是按照管理难易程度、不同自然资源价值目标对自然资源所有权进行分类并设立不同权利,二是促进公共土地所有权管理机构法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三是通过明晰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监管权来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内容。美国经验对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是:在进行所有权管理时,不仅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加强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更要发挥市场作用。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要尊重自然资源资产多用途属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多元价值,保障所有者权益。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制度的优化逻辑与规范续造

研究目的:释明设立制度在促进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创设、集体土地规划管理权三者协同方面的重要功能,对《土地管理法》增设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制度进行立法完善。研究方法:文本分析,规范解释,价值分析。研究结果:现行设立制度存在单一“经营性”窄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设权谱系、从严用途管制模式下集体所有权对土地用途的自调节功能受限、设立行为实施主体和土地供应标准模糊、设立方式的制度供给粗疏等问题,需要完成从“资源保障”到“资产效益”的法律调控转型。研究结论:有必要确立收缩土地规划管理权和扩张集体财产权的理论方案,扩展设立类型以形成“经营性、公益性、居住性”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谱系,提升设立环节规划用途管理与农村产业发展的相容性,确立委托关系下的具体实施主体和净地供应的客体标准,增扩设立方式的制度供给以弥合现行出让规则的局限。

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客体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设立融资担保,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设融资担保的客体存在争议。从规范层面入手,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两项权利,后者可基于包含关系成为融资担保的客体,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土地经营权担保价值通常体现为土地流转价格,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设担保时价值较稳定,但在土地经营权人设立担保时,担保价值取决于其是否支付流转对价,影响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政策的实施效果。土地经营权人可以约定方式将土地上其他财产一并纳入担保财产范围,对融资担保客体进行适当扩张,增强融资担保设立的可行性。

海域立体分层使用权属界定及管理研究

海域立体确权管理是集约利用海域资源的必然趋势。海域立体分层设权不仅表现在纵向划分,而且可归属于不同的用海主体,更表现为对海域空间多元功能的综合性开发,以至于海域立体分层与权属界定面临着复杂性和管理上的难题,应对策略在于通过三维海籍管理技术实现对空间权属表达,海域立体分层使用权采用“部分”或“整体”出让方式,刻画以海域用途、用海指标、使用期限、出让时序等为要素的海域立体分层使用指引体系;空间弹性管理理念镶嵌于海域立体分层权属管理,通过分阶段划定、分步骤化解以及法律联动弹性机制实现对空间权属的精细化管理。这既是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现实课题。

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私法逻辑

“数据二十条”首创“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该制度的构建需从私法角度证成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正当性,为数据产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基于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民事权利确权授权理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所蕴涵的私法逻辑在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从淡化所有权观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并在数据资源持有权与数据加工使用权“二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品经营权,由此构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三重授权成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实现路径,而适应数据要素特征的登记新方式有利于数据产权及其交易的保护。

健康、教育能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吗?——基于“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

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必由之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利用贵州省湄潭县、金沙县、息烽县与镇宁县4县49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健康、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的影响在拥有较高收入与农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式契约的农户群体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联动效应检验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对农地经营权转入具有抑制效应。因此,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转入不仅要积极引导农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为农户创造美好的人居生活环境、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以及完善农村医疗健康保险政策;且不应忽视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加强农户之间声誉、信誉、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概念史分析背景下民法典土地经营权性质再辨

土地经营权性质之争在民法典颁布后并未得到有效消解,存在一元论、二元论等多种解释方案。《民法典》第339条是土地经营权性质解释论阐释的基础性条款。其中把“流转土地经营权”解释为“派生土地经营权”还是“流转土地经营权利”将直接影响解释论的逻辑起点和结论。追本溯源,应坚守“流转”术语的本义。在家庭承包方式中,《民法典》第339条中的“土地经营权”应解释为一个描述性的土地经营的权利,不涉及所产生的土地经营权权利性质之争。第341条中土地经营权基于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可视为当事人依据物权法定原则创设的新型用益物权。在其他承包方式中,第342条的土地经营权应直接视为用益物权。债权性的土地经营权根据契约自由原则产生,由当事人约定,以此化解土地经营权性质之纷争,利于法律适用。

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务实周密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直至今日,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从未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经历了土地个人所有、产权单一,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单一,土地集体所有、权利多元三个时期。而以农民为中心、理论探索与时俱进,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创新务实周密,以土地权利为核心、制度构建稳步推进则是我们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启示我们,应充分尊重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农民的主体地位,继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发展策略,使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更大成就,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权利分割视角下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定性

《民法典》规定了土地经营权,但未能终止关于其权利性质的争论,学界对于农地的权利结构、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方式、土地经营权再流转或融资的规则安排等问题,仍然难以达成共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究其实质,是对土地权利的分割。土地权利从内部可以按照时间、空间和权能等进行分割,在外部则受到土地权利的性质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遵循土地权利分割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影响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及由此引发的争议点,明确其运行的具体规则。